随着2018年美国国家衰老研究院-阿尔茨海默病协会（NIA-AA）指南中ATN（amyloid/tau/neurodegeneration）研究框架的发布，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的定义从一种临床综合征转变为一种基于生物标志物的生物学定义，而AD谱系这一概念也被首次提出。因此，有必要对该研究框架下临床前AD疾病谱的分布及风险因素进行全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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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18年美国国家衰老研究院-阿尔茨海默病协会（NIA-AA）指南中ATN（amyloid/tau/neurodegeneration）研究框架的发布，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的定义从一种临床综合征转变为一种基于生物标志物的生物学定义，而AD谱系这一概念也被首次提出。因此，有必要对该研究框架下临床前AD疾病谱的分布及风险因素进行全面分析。
近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研究团队联合青岛大学附属青岛市市立医院研究团队基于前期建立的“中国阿尔茨海默病生物标志和生活方式”（CABLE）生物学队列基础，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系列探究。相关成果发表在神经学年鉴（Annals of Neurology）杂志（全文见Hu H，Bi YL，Shen XN，et al. Application of the amyloid/tau/neurodegeneration framework in cognitively intact adults：the CABLE Study［J］. Ann Neurol，2022，92（3）：439-450. DOI：10.1002/ana.26439）。本研究共纳入1 005名认知功能正常的CABLE参与者，应用脑脊液AD相关核心生物标志物（β-淀粉样蛋白42、磷酸化tau蛋白、总tau蛋白）建立ATN框架。
研究首先基于ATN研究框架揭示了亚洲人群临床前AD谱系的患病情况：发现即使在认知正常阶段，约有1/3（33.7%）的老年人已经存在AD相关病理改变。同时指出主观认知下降可能是AD的一种早期表现。这一发现为描绘全球临床前AD谱系的全景图提供了重要依据和补充。不仅如此，该研究进一步探究了临床前AD谱系和12个可调控因素的风险关系，并确定了4种临床前阶段的优先可干预因素，包括高血压、甲状腺疾病、独居和抑郁症状。这些不同风险因素具有协同或累积效应，即每增加1个风险因素AD谱系的患病风险就会增加约2倍（OR=1.95，95%CI 1.65~2.24，P<0.000 1），而且这一效应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增加。此外，该研究结果还提示不同风险因素参与AD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
本研究是亚太地区基于ATN研究框架下最大规模的生物样本研究。其系列发现使我们首次对该研究框架在亚太地区观察队列中的表现有了全面认识，这为辅助临床前诊断、有针对性地招募AD早期干预人群以及制定临床前AD的早期精准预防策略提供了新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