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1：如何定义早期食管癌？

推荐意见：早期食管癌指临床cT1aN0M0期食管癌^［10］。尽管早期食管癌经单纯局部治疗（包括内镜、外科或放疗等综合模式）的长期生存较好，但是仍存在隐匿性区域淋巴结转移风险。内镜下食管黏膜切除术后病理学评估既可满足精确T分期，又兼顾微创治疗的作用，因此应作为早期食管癌诊疗的必要手段之一。病理学分级（G）虽然未被列入cTNM分期常规，但是低分化或印戒细胞型（G3）常提示预后不良，推荐列入病理诊断报告中^［11］。（证据质量：高；推荐强度：高）

CQ2：如何定义表浅型食管癌？

推荐意见：局限于食管黏膜层及黏膜下层的浸润性癌，无论有无区域淋巴结转移，即统归为表浅型食管癌^{［12, 13］}。（证据质量：高；推荐强度：高）

CQ3：如何定义局部晚期/进展期食管癌？

推荐意见：局部晚期/进展期食管癌是指原发肿瘤侵犯食管局部解剖结构或区域淋巴结，但是未发生远隔转移，即T2-4NanyM0或TanyN+M0期。（证据质量：高；推荐强度：高）

CQ4：如何定义边缘可切除食管癌？

推荐意见：如果食管原发肿瘤经临床评估可疑累及周围器官如心脏、主动脉、椎体或气管但又无法经辅助检查确认是cT4b时，被认为边缘可切除。（证据质量：中；推荐强度：中）

CQ5：初始临床T分期方法包括哪些？

推荐意见：推荐采用无创性与有创性方法相结合的模式对初治的食管癌患者进行临床T分期评估，这包括颈部、胸部及腹部区域在内的增强CT、超声内镜（endoscopic ultrasound，EUS）评估。胸腹部MRI及上消化道造影可作为补充评估方法。（证据质量：高；推荐强度：高）

颈、胸、上腹增强CT是最常用的食管癌T分期的临床评估方法，相较于前一代影像学评估方法，即上消化道造影，其主要优势在于评估手术可切除性，分辨肿瘤外侵边界与周围毗邻解剖结构的关系。然而，对于判断肿瘤侵犯深度的临床价值有限，需要借助EUS评估 ^［14］。EUS诊断cT4期食管癌的灵敏度可达92%，相对高于cT1期的82% ^［15］；对于鉴别cT1a期与cT1b期的效能较差（灵敏度85%比86%）^［16］，必要时应予以内镜下食管黏膜剥离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ESD）明确病理分期评估。MRI在区分cT0期与cT1及以上食管癌方面的综合诊断性能具有92%的灵敏度，特异度达67%；区分cT2期及以下与cT3及以上的灵敏度达86%，特异度达86% ^［17］，因而可作为辅助cT分期评估的方法选择。当肿瘤与气管或支气管界限不清时，与普通电子支气管镜相比，超声支气管镜价值更大^［18］。

CQ6：初始临床N分期方法包括哪些？

推荐意见：推荐综合多模式影像学方法评估临床N分期，这包括颈部、胸部及上腹部区域在内的增强CT，颈部及锁骨上区超声，以及内镜学评估方法［EUS联合细针穿刺病理活检（endoscopic ultrasound-guided fine-needle aspiration，EUS-FNA）］。（证据质量：高；推荐强度：高）

常用影像学方法CT对短径≥1 cm淋巴结诊断灵敏度范围为30%~60%^［19］；MRI诊断cN0及cN+的灵敏度及特异度分别为71%及72%^［17］；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and computed tomography，PET-CT）诊断转移性区域淋巴结的灵敏度约为51%，并且常被食管癌原发肿瘤的高代谢活性所遮掩^［20］，诊断颈部淋巴结转移的灵敏度仅为45.0%^［21］；EUS诊断转移性淋巴结的灵敏度达到约85%水平，而且联合EUS-FNA诊断转移性区域淋巴结的敏感性及准确性显著升高^［22］。鉴于CT、MRI及PET-CT对转移性淋巴结诊断的灵敏度较低，推荐综合多模式影像学及内镜学评估方法。

CQ7：食管癌初始临床分期是否有必要行PET-CT？

推荐意见：推荐对局部晚期/局部进展期食管癌患者进行PET-CT评估以进一步明确cM分期。（证据质量：高；推荐强度：高）

相较于CT而言，PET-CT诊断远隔转移具有更高灵敏度（71%比52%）^［14］，因此推荐对远隔转移风险更高的局部晚期/局部进展期食管癌患者完善分期准确性有帮助^［23］。

CQ8：锁骨上区淋巴结属于区域淋巴结吗？

推荐意见：锁骨上区淋巴结是否能够作为颈段及胸段食管癌的区域淋巴结尚存争议；但是对于食管胃交界部癌而言则归为远隔转移（cM1期）。（证据质量：中；推荐强度：中）

尽管根据UICC/AJCC第8版TNM分期系统，锁骨上区淋巴结被视为远隔转移，但是其在外科角度可及，并且与其他远隔器官转移的长期预后具有显著差异。一项日本全国多中心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三野淋巴结清扫术可显著改善合并锁骨上区淋巴结转移的胸段食管癌患者的术后长期预后^［24］，因此推荐将其视为颈段及胸段食管癌的区域淋巴结。对于食管胃交界部癌而言，锁骨上区淋巴结属于远隔转移（cM1期）^［25］。日本即将开展一项针对胸中上段食管鳞癌进行三野清扫对比两野清扫的前瞻性随机对照三期研究（JCOG2013），它将有助于确定锁骨上淋巴结的N分期归属问题。

CQ9：食管癌侵及黏膜下层浅1/3层（cT1b-SM1期）是否推荐根治性手术治疗？

推荐意见：对于cT1bN0M0期食管癌推荐根治性手术治疗，cT1b-SM1期也包括其中。（证据质量：高；推荐强度：高）

经ESD术后评估为pT1b期的食管癌患者，追加外科治疗的长期疗效依然毋庸置疑^{［26, 27］}，因此均推荐实施根治性手术治疗。尽管部分表浅型pT1b期经ESD可获得安全切缘，但是依然存在区域淋巴结转移风险（5.2%~16.6%）^{［28, 29, 30］}。

CQ10：ESD术后存在复发高危风险的患者如何处置？

推荐意见：ESD术后复发高危风险因素包括：切缘阳性、病理分级为低分化、脉管癌栓、范围广（病变长度≥ 2  cm）、浸润深度（累及黏膜下层> 200  μm）。存在上述高危风险因素的患者推荐根治性手术治疗或补充放疗。（证据质量：高；推荐强度：高）

近期一项关于亚裔表浅型食管鳞癌患者的荟萃分析结果提示，ESD术后临床病理因素满足以下条件可被认为达到根治性切除：（1）病变长度≤20 mm；（2）肿瘤大体病理Paris分型为0~Ⅱ型；（3）肿瘤局限于黏膜层内（pT1a期）；（4）无脉管癌栓^［31］。关于肿瘤侵及食管黏膜深层（pT1a-M3期）或黏膜下层（pT1b-SM1期）的患者ESD术后辅助治疗选择存在争议，补充放疗或放化疗是否适宜尚缺乏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

一项日本多中心前瞻性、非随机、平行队列Ⅱ期临床研究（JCOG0508），旨在明确ESD术后确诊为T1b-SM1/2期食管鳞癌选择性补充放化疗的有效性。根据ESD术后不同病理结果，分别采用不同的治疗策略：（1）pT1a期切缘阴性并且无脉管癌栓患者（A组）无补充治疗；（2）pT1a期合并脉管癌栓，或者pT1b期切缘阴性患者（B组）预防性放化疗；（3）深切缘阳性患者（C组）均接受根治性放化疗。长期随访结果显示，B组患者3年总生存率同全组患者相近（90.7%比92.6%），同根治性外科治疗相似^［32］。日本食道疾病学会（JES）指南据此推荐存在高危风险因素的患者接受补充治疗（主要指放化疗），其危险因素包括病理学低分化、脉管癌栓及侵犯黏膜下层^［12］。若将年龄及身体状况因素考虑在内，则对于存在上述高风险因素的年轻无外科禁忌证患者，尤其侵及黏膜下层与脉管癌栓阳性，优先推荐根治性外科治疗^［33］。

CQ11：挽救性手术的指征包括哪些？

推荐意见：挽救性手术的指征包括：（1）根治性同步放化疗后肿瘤残留或局部复发；（2）新辅助同步放化疗后达到临床完全缓解，密切随访期间肿瘤局部进展。（证据质量：中；推荐强度：中）

目前关于挽救性手术尚无统一定义，导致对其临床价值的评价存在偏倚^［34］。近年来，随着“保留器官”理念不断向局部晚期食管癌领域拓展，挽救性手术的时机与价值需要重新审视。RTOG0246研究即是在此背景下开展的新探索，所有入组患者均接受了强度较大的全身化疗序贯根治性同步放化疗，随后经过多学科评估仍存在肿瘤残留者立即实施手术；临床评估完全缓解者，完成治疗后进行密切内镜学随诊；一旦发现局部复发而未发生远隔转移，则进一步行外科治疗。最终结果显示，49%患者避免了食管切除术，5年总体生存率为37%^［35］，优于同期报道的现代根治性同步放化疗数据^{［36, 37］}。尽管挽救性手术的围手术期并发症风险显著升高，但是却为部分经过综合治疗后转化为可R0切除的食管癌患者创造了长期生存的机会。由于涉及放疗剂量、照射野，以及代食管器官选择等诸多技术因素，因此挽救性手术设计应在多学科团队协作经验丰富的大型食管癌诊疗中心开展^［38］。

CQ12：颈段食管癌是否属于手术适应证？

推荐意见：对于肿瘤上缘距离环咽肌≤5 cm的颈段及胸上段食管癌，在多学科治疗前提下可作为潜在手术适应证。（证据质量：中；推荐强度：中）

尽管受限于较大的生活质量损失，较高的外科技术要求，颈段食管癌作为手术适应证始终未能被广泛接受。鉴于缺乏外科对比放化疗的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循证医学证据仅仅停留在大宗病例回顾性研究结果。基于人群的回顾性研究（SEER数据库）结果显示，单纯外科对比放化疗治疗cT1-2N0M0期患者的10年总生存率分别为20.7%和11.4%（P=0.023）；包含外科的多学科综合治疗对比放化疗治疗cT3-4aN0M0/cT1-4aN1-3M0期的10年总生存率分别为20.4%和9.0%（P=0.031）^［39］。根据日本国家癌症数据库统计，在不降低肿瘤学考量标准的前提下，保留喉部的外科治疗方式的短期外科安全性与包含全喉切除的外科治疗方式相当^［40］。因此，对于距离环咽肌≤5 cm的颈段及胸上段食管癌，在多学科治疗前提下可以实施根治性手术以获得更持久的无病生存期（DFS）^［41］。

CQ13：食管癌围手术期多学科综合治疗的适应证？

推荐意见：推荐对所有局部晚期/局部进展期食管癌患者进行术前多学科评估，制定围绕手术的综合治疗方案。（证据质量：高；推荐强度：高）

食管癌围手术期多学科综合治疗旨在借助全身系统性药物治疗（包括化学治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不同药物组合方式）及放射治疗（同步或序贯方式）以期实现缩小原发肿瘤及转移淋巴结从而提高根治性切除率，消灭隐匿性微小转移灶以降低术后复发转移风险，而且多学科综合治疗疗效也反映了肿瘤生物学行为特征。对已有高质量证据的荟萃分析结果显示，同单纯手术治疗相比，无论何种新辅助治疗模式（同步放化疗或单纯化疗）均显著改善了局部晚期/局部进展期食管癌患者术后的总生存（OS）^［42］。因此，推荐对所有局部晚期/局部进展期食管癌患者进行术前多学科评估，制订围绕手术的综合治疗方案。其中，部分cT2N0期低风险患者（例如，病理学高分化，肿瘤长度<2 cm）可经多学科评估后直接行手术治疗^{［25，43, 44］}。

CQ14：可切除的局部晚期/局部进展期食管癌的术前新辅助治疗模式包括哪些？

推荐意见：食管癌术前新辅助模式主要包括同步放化疗及单纯化疗，何为最佳治疗模式尚无定论。（证据质量：中；推荐强度：中）

CROSS与NEOCRTEC5010两项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Ⅲ期临床研究的长期随访结果，确立了术前新辅助同步放化疗作为可手术局部晚期食管癌的标准治疗模式^{［45, 46］}；两项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Ⅲ期临床研究（JCOG9907与JCOG1109）结果提示术前新辅助化疗（PF或DCF方案）也可显著改善可手术局部晚期食管鳞癌患者的长期生存^{［47, 48］}。近期一项基于个体病例资料的荟萃分析（12项研究共计2 478例食管癌患者）结果显示，术前新辅助化疗联合根治性手术的OS及DFS显著优于单纯手术组（OS：HR=0.83，95%CI：0.72~0.96；DFS：HR=0.74，95%CI：0.64~0.85），其中术后绝对5年OS率提升了5.7%（从16.8%升至22.5%）；无论病理类型（腺癌：HR=0.73，95%CI：0.62~0.87；鳞癌：HR=0.91，95%CI：0.76~1.08）抑或解剖位置（胸段食管癌：HR=0.87，95%CI：0.75~1.00；食管胃交界部癌：HR=0.68，95%CI：0.50~0.93）均获益^［49］。

关于新辅助同步放化疗与新辅助化疗的间接比较结果提示，两者对于改善可切除局部晚期食管鳞癌术后OS及DF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S：HR=0.95，95%CI：0.75~1.19；DFS：HR=0.90，95%CI：0.50~1.62）^［42］。近期我国最新公布的CMISG1701研究结果表明，尽管新辅助同步放化疗组患者的术后病理完全缓解（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pCR）率显著优于新辅助单纯化疗组（27.7%比2.9%），但是两组患者的远期预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S：HR=0.82，95%CI：0.58~1.18，P=0.28；无进展生存（PFS）：HR=0.83，95%CI：0.59~1.16，P=0.27；RFS：HR=1.07，95%CI：0.71~1.60，P=0.75］^［50］。

对于可切除的局部晚期/局部进展期食管腺癌及食管胃交界部腺癌，围手术期化疗也可作推荐。一项由欧洲白人患者为主体的Ⅲ期随机对照研究（MAGIC）证实，围手术期ECF方案化疗（术前3周期+术后3周期）联合手术可显著改善肿瘤降期率，提高R0切除率及术后长期生存（OS：HR=0.75，95%CI：0.60~0.93；DFS：HR=0.66，95%CI：0.53~0.81）^［51］。另一项Ⅱ/Ⅲ期随机对照研究（FLOT4-AIO）比较了围手术期6周期ECF方案与围手术期8周期FLOT方案的长期疗效，结果显示后者术后OS显著提升^［52］。鉴于相对较高的化疗相关毒副反应，FLOT方案仅推荐经临床评估身体状况可耐受者。

CQ15：包含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术前新辅助治疗模式能否用于食管癌？

推荐意见：包含PD-1/PD-L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方案是否适合用于术前新辅助治疗模式尚缺乏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推荐在临床研究范畴内患者充分知情同意后开展。（证据质量：中；推荐强度：中）

近年来，以PD-1/PD-L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为代表的免疫治疗显著改善了晚期食管及食管胃交界部癌患者的长期预后^{［53, 54, 55］}。晚期食管癌中所获得的肿瘤学疗效优势也引发了对探索新辅助免疫联合治疗模式的研究热情。陆续发表的前瞻性Ⅰ/Ⅱ期临床研究结果初步证实了术前新辅助免疫联合治疗模式的肿瘤学有效性及安全性，不同联合新辅助治疗模式的术后pCR率及主要病理缓解（major pathologic response，MPR）率分别为：新辅助化疗联合免疫治疗模式：pCR率为33.8%（95%CI：29.6%~37.9%），MPR率为53.5%（95%CI：47.9%~59%），3~4级严重不良反应率为23.3%；新辅助放化疗联合免疫治疗模式：pCR率为39.8%（95%CI：27.0%~53.9%）；MPR率为88.8%（95%CI：64.8%~97.2%），3~4级严重不良反应率为48.3%^［56］。尽管如此，鉴于尚缺乏大规模前瞻性、随机对照、Ⅲ期临床研究加以进一步验证，因此仅推荐在临床研究范畴内开展，并且充分告知潜在风险并且获得患者的知情同意^［57］。

CQ16：新辅助治疗后的最佳手术时机？

推荐意见：对于新辅助治疗后机体功能及营养状况充分恢复，经外科评估可耐受手术的患者，新辅助同步放化疗后7~8周实施食管癌根治术可获得轻度生存优势，以及较低的围手术期并发症及死亡率风险。新辅助化疗后3~6周可以安排手术。（证据质量：中；推荐强度：中）

迄今为止，关于新辅助化疗后最佳手术时机的争论始终没有定论。近期几项荟萃分析结果表明，新辅助放化疗后实施手术的最短时间间隔以7~8周为宜^{［58, 59, 60］}。首先，关于肿瘤学短期疗效指标方面，其中2项荟萃分析结果表明R0切除率随术前间隔时间延长而降低^{［58, 59］}，然而另一项纳入了美国及荷兰大型数据库结果后（样本量超过8 000例）结果提示R0切除率与术前间隔时间无关^［60］；仅一项荟萃分析结果提示pCR率与术前间隔时间有关（RR=1.13，P=0.001）^［60］，但是其余两项荟萃分析结果则未发现两者有关^{［58, 59］}；其次，肿瘤学长期疗效指标方面，一项荟萃分析结果表明术前间隔时间越短患者术后2年（RR=0.94，P=0.002）及5年（RR=0.88，P<0.001）的总生存率越高^［60］，另一项荟萃分析结果报告术前间隔越短患者术后2年获益，然而并不能延续到5年^［58］；再次，围手术期外科安全性指标方面，3项荟萃分析均未发现术前时间间隔与吻合口瘘发生的相关性；仅一项荟萃分析报告术后30 d内死亡风险与术前间隔时间有关（RR=1.51，P<0.001）^［60］。

CQ17：新辅助治疗后经临床评估完全缓解者是否必要行食管癌根治切除术？

推荐意见：鉴于目前食管癌临床再分期方法对临床完全缓解（complete clinical response，cCR）与pCR的符合度不令人满意，故对新辅助治疗后cCR患者仍首先推荐外科手术。（证据质量：低；推荐强度：中）

尽管已知新辅助治疗后食管鳞癌的疗后pCR率可超过40%^{［61, 62］}，从保留器官策略角度有必要尽可能准确地诊断cCR病例以避免过度治疗，然而目前常用临床分期评估方法诊断新辅助治疗后肿瘤残留的准确率尚不令人满意。一项纳入56项共计3 625例食管癌患者的荟萃分析结果显示，CT、PET-CT、EUS及MRI诊断pCR的灵敏度分别为35%、62%、1%及80%；特异度分别为83%、73%、99%及83%^［63］。近期我国学者采用多参数MRI评估食管鳞癌新辅助治疗后pCR获得准确度达93.4%^［64］，提示其可能适合作疗效评估的影像学方法。

即使新辅助治疗后重复内镜下深层病理活检（bite-on-bite）仍无法可靠预测pCR。荷兰一项多中心、前瞻性研究（preSANO）结果显示，207例可切除的食管癌患者经新辅助同步放化疗后重复常规内镜活检评估后的明显肿瘤残留（TRG3或TRG4，残存肿瘤细胞超过10%）诊断遗漏率为31%（95%CI：17%~50%）；重复内镜下bite-on-bite诊断遗漏率为10%（95%CI：4%~23%）^［65］。我国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分析了138例经过新辅助同步放化疗后未获得pCR的食管癌病理标本，发现肿瘤退缩模式呈现随机型（食管各解剖层次均残留癌细胞，并且无规律可循）占48.9%；治疗前明确淋巴结转移，经新辅助治疗后转阴率（ypN0）仅29.2% ^［66］。鉴于上述常规食管癌治疗后再分期方法的局限性，故对新辅助治疗后cCR患者推荐根治性切除术以获得准确的病理分期。期待SANO、NEEDS等^{［67, 68］}正在进行中的前瞻性、随机对照Ⅲ期临床研究结果早日公布以辅助临床决策。

CQ18：食管癌的术后辅助治疗指征？

推荐意见：食管鳞癌R0术后辅助治疗能否带来长期生存获益存在争议，仅推荐新辅助同步放化疗后未获得pCR者行辅助免疫治疗。可切除局部晚期食管腺癌及食管胃交界部腺癌的围手术期化疗（术前+术后化疗）仍是标准推荐之一。（证据质量：高；推荐强度：高）

获得R0患者术后行辅助治疗（包括化疗或放疗）能否改善长期生存始终存在争议。近期一项基于美国国家癌症数据库（National Cancer Database，NCDB）的回顾性研究共纳入了1 255例术后辅助化疗患者，通过倾向匹配评分处理后，生存分期结果显示接受术后辅助化疗患者的长期生存显著优于对照组［中位OS分别为38.5个月比32.3个月（HR=0.78，95%CI：0.71~0.87，P<0.001］，并且无论（yp）N分期及切缘状态如何均获益^［69］。与此同时，另一项基于NCDB的回顾性研究结果表明，术后辅助治疗（化疗或放疗）并不能改善根治性切除术后pT2-4aN0M0期食管腺癌患者的长期预后^［70］。无独有偶，同期一项包含全球33家医疗机构的世界食管癌研究协作组（WECC）数据库回顾性研究结果提示，仅对经新辅助治疗联合根治性切除术后ypT3~4期或ypN2~3期的食管癌（以腺癌为主）患者添加辅助治疗才可能改善长期预后^［71］。

一项全球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安慰剂对照Ⅲ期临床研究（CheckMate 577）证实了术后辅助免疫治疗对于改善术后DFS的临床价值。该研究共纳入了1 085例可切除的局部进展期腺癌或鳞癌（占29%）患者，术前均接受新辅助同步放化疗联合根治性切除术，术后经病理学评估存在肿瘤残留（超过50%为ypN+期），按照2∶1比例随机分组术后辅助纳武利尤单抗或安慰剂治疗1年。CheckMate 577研究结果显示，术后辅助纳武利尤单抗治疗显著地改善术后DFS（中位DFS 22.4个月比11.0个月，HR=0.69），其中食管鳞癌获益更大（鳞癌比腺癌：HR为0.61比0.75），PD-L1表达水平越高获益更显著（HR综合阳性评分CPS≥5比<5，0.62比0.89）；纳武利尤单抗治疗相关的3级及以上不良事件的发生率较低（13%比6%）^［72］。基于该研究结果，全球各主要临床指南已将其采纳推荐术前同步放化疗后未获得pCR的患者行术后辅助免疫治疗^{［44，73］}。近期一项韩国前瞻性、随机对照、双盲Ⅱ期临床研究对新辅助同步放化疗后食管鳞癌患者进行了术后辅助度伐利尤单抗对比安慰剂治疗疗效比较，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的长期预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DFS：HR=1.18，95%CI：0.62~2.27，P=0.61；OS：HR=1.08，95%CI：0.52~2.24，P=0.85）^［74］。对于术后辅助免疫治疗是否适合亚裔或获得pCR的患者仍需要更广泛深入地探究。

另一项日本研究（JCOG9204）共计纳入了242例局部晚期食管鳞癌患者，随机分为手术联合辅助化疗或单纯手术组，结果显示术后辅助化疗组患者的5年DFS率显著高于单纯手术组（55%比45%，P=0.037），两组患者的5年OS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61%比52%，P=0.130），但是进一步亚组分析结果显示术后辅助化疗的获益可能在病理淋巴结阳性组更显著^［75］。

CQ19：食管癌的最佳手术入路？

推荐意见：从区域淋巴结清扫范围角度，对于胸段食管癌推荐经右胸入路（Ivor Lewis或McKeown方式）。食管胃交界部癌Siewert Ⅰ型可参照食管癌治疗；Siewert Ⅲ型可参照胃癌治疗；Siewert Ⅱ型争议较大，多由外科医生的习惯和对每种术式的熟练程度决定。（证据质量：中；推荐强度：中）

食管外科百年发展进程中衍生出不同手术入路方式，关于经右胸、左胸或非经胸方式实施食管癌外科切除的争论贯穿始终。如何选择最优入路，这需要考虑原发肿瘤位置、区域淋巴结清扫、患者心肺功能代偿能力等诸多方面问题。我国一项单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经左胸入路有限的区域淋巴结清扫数目，经右胸入路可完成扩大的区域淋巴结清扫术，因而获得更多数目淋巴结（22枚比18枚，P<0.001）^［76］，进而可改善胸段食管癌患者术后长期DFS（HR=1.542，95%CI：1.018~2.335，P=0.037）及OS（HR=1.719，95%CI：1.111~2.660，P=0.013）^［77］；其中pN+期患者的术后DFS显著获益（HR=0.632，95%CI：0.412~0.969，P=0.034），而对pN0期患者则无显著改善（HR=0.757，95%CI：0.434~1.320，P=0.325）^［78］。另一项更大规模的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研究结果（NST1501）也证实，经右胸入路可清扫更多数目淋巴结［（23.61±10.09）枚比（21.92±10.26）枚，P=0.015］，显著改善Ⅲa期患者术后OS（67.8%比51.8%，P=0.022）^［79］。

非经胸入路由于减少对患者心肺功能的影响，降低了围手术期并发症风险，因此在理论上适合心肺功能代偿能力有限的患者。一项荟萃研究共计纳入52项研究5 905例患者（3 389例经胸入路，2 516非经胸入路），分析结果显示两者术后5年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然而包含淋巴结清扫及围手术期并发症在内的外科质量指标存在较大异质性，并且经胸入路组患者的临床分期相对更晚，因此该结果需要谨慎解读^［80］。既往荷兰一项随机对照临床研究共纳入220例食管胃交界部腺癌（Siewert Ⅰ型或Ⅱ型）按1∶1比例随机分组至非经胸或经胸入路外科治疗，结果显示两组患者术后5年OS率无显著差异（34%比36%，P=0.71）；其中pN0期患者经两种手术入路方式治疗后5年DFS率无显著差异（86%比89%），pN+期患者经胸入路外科治疗后5年DFS显著优于非经胸入路组（64%比23%，P=0.02）^［81］。另一项德国双中心大样本回顾性研究分析了468例cT3NxM0期食管癌（包含鳞癌、腺癌以及食管胃交界部癌）外科治疗病例，经倾向匹配评分调整偏倚因素后，经胸入路外科方式较之非经胸入路显示出更高的R0切除率、更大的淋巴结清扫范围、更优的长期预后^［82］。综上，非经胸入路方式可考虑适用于心肺代偿能力有限的cN0期可切除的局部进展期食管癌患者。

CQ20：食管癌微创外科的临床意义？

推荐意见：微创外科方式可有效降低食管癌围手术期肺部并发症风险，改善患者术后的短期生活质量，因此在医疗条件允许的前提下推荐选择。（证据质量：高；推荐强度：高）

无论电视胸腹腔镜辅助食管外科（video-assisted minimally invasive esophagectomy，VAMIE）抑或机器人辅助食管外科（robot-assisted minimally invasive esophagectomy，RAMIE）均属于广义微创外科概念范畴，其最直观的优势似乎是降低术后肺部并发症风险，并且改善患者术后的短期生活质量。近期一项荟萃分析结果共计纳入21项研究9 355例患者，尽管RAMIE组与VAMIE组之间无论术中失血量、淋巴结清扫数目、术后吻合口瘘、喉返神经损伤、总体并发症发生率及术后90 d内死亡率方面均无显著差异，然而在术中失血量、术后肺部并发症及总体并发症方面均显著优于开放式手术组^［83］。另一项荟萃了6项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共计822例患者个体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食管癌微创外科组（minimally invasive esophagectomy，MIE）与开放式外科组术后3年OS率及DFS率分别为56%（95%CI：49%~62%）比 52%（95%CI：44%~60%）（P=0.54）及54%（95%CI：47%~61%）比50%（95%CI：42%~58%）（P=0.38）；MIE组术后总体并发症（OR=0.33，95%CI：0.20~0.53，P<0.01）、肺部并发症（OR=0.44，95%CI：0.27~0.72，P<0.01）及肺炎（OR=0.41，95%CI：0.22~0.77，P<0.01）风险均显著低于对照组^［84］。此外，一项基于NCDB数据库的回顾性研究共计分析了9 217例食管癌外科患者的长期预后差异，其中包括RAMIE组581例（6.3%）、VAMIE组2 379例（25.8%）及开放手术组6 257例（67.9%），经倾向匹配评分处理后，关于淋巴结清扫数目、术后30 d内死亡率、术中生存期方面的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85］。我国的一项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对照结果显示，RAMIE组较VAMIE组的手术用时更短（203.8 min比244.9 min，P<0.001）；经新辅助治疗后的患者中，区域淋巴结清扫数目更多（15枚比12枚，P=0.016）^［86］。上述结果提示食管癌外科治疗的长期疗效仍取决于术者熟练倾向方式、外科团队协同经验、多学科综合治疗疗效等多个方面因素，微创外科方式仅有助于改善术后肺部并发症风险等短期疗效，在医疗条件允许的前提下推荐选择。

CQ21：重建代食管器官的最佳选择？

推荐意见：重建代食管器官中优先推荐胃代食管，也可选择空肠或结肠。（证据质量：高；推荐强度：高）

鉴于胃与食管毗邻的解剖关系，丰富韧性的血供特点，胃是最常用的替代食管的器官^［87］。若由于既往胃切除手术史等因素导致无法利用胃代食管，还可选择空肠^［88］或结肠^［89］。

CQ22：最佳吻合重建方式？

推荐意见：关于最佳吻合重建方式、方法尚存在争议，诸多方式各有千秋，选择需要根据术者学习曲线、经验积累及熟练程度。（证据质量：中；推荐强度：中）

关于吻合部位（颈部或胸内）、吻合方式（手工或机械）、吻合方法（端端或端侧）等在世界食管外科范围呈现各式各样的异质性特点^［90］，取决于术者培训阶段经验积累及专业发展路径。近期一项荷兰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研究（ICAN）比较了胸内吻合与颈部吻合两种吻合方式治疗食管胸中下段癌及食管胃交界部癌的短期外科结局（n=262），结果显示两组术后吻合口瘘发生率（12.3%比31.7%，P<0.001）、喉返神经麻痹率（0比7.3%，P=0.003）及总体严重并发症发生率（10.7%比22.0%，P=0.02）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91］。一项包括全球137个中心共计2 247例食管癌外科患者的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吻合方式的术后吻合口瘘发生率分别为手工吻合组（19.3%）、直线切割闭合器组（14.0%）、环形吻合器组（12.1%）（P<0.001）^［92］。尽管如此，对于最佳吻合方式、方法和位置的争议仍将长期存在，相关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术者个人偏好和经验的积累。

CQ23：最佳淋巴结清扫范围？

推荐意见：胸中下段食管癌推荐完全二野淋巴结清扫；胸上段癌、中下段癌术前或术中临床评估存在颈根部及锁骨上区淋巴结转移者，推荐三野淋巴结清扫；食管胃交界部癌依据Siewert分型，遵照食管癌或胃癌根治术淋巴结清扫原则。（证据质量：高；推荐强度：高）

术中淋巴结清扫操作对于食管癌或食管胃交界部癌而言，同时兼顾了病理分期诊断的准确性与延长无疾病生存的治愈性^{［93, 94］}。国际食管疾病学会于1996年形成了关于胸段食管癌淋巴结清扫范围的专家共识并且沿用至今^［95］，其推荐的完全二野淋巴结清扫范围包括双侧喉返神经链周围淋巴结在内的纵隔及腹腔区域淋巴结。对于胸段食管癌是否应行三野淋巴结清扫术尚存在争议。由于缺乏大样本随机对照临床研究证据，利用既往仅有的小样本数据进行荟萃分析发现三野淋巴结清扫术有助于改善胸段食管癌患者术后长期生存（HR=0.64，95%CI：0.56~0.73，P<0.001）；但是围手术期吻合口瘘风险同时也显著升高（HR=1.46，95%CI：1.19~1.79，P<0.001）^［96］。我国一项单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Ⅲ期临床研究结果表明，三野淋巴结清扫术并未显著改善食管胸中下段鳞癌患者的术后长期生存^［97］。

对于已知颈根部及锁骨上区淋巴结转移的食管癌患者，推荐行三野淋巴结清扫术。食管胃交界部腺癌依据Siewert分型参考相应食管癌或胃癌外科治疗中的淋巴结清扫原则^［98］。

CQ24：推荐淋巴结清扫数目？

推荐意见：对于适宜直接手术的偏早期食管癌推荐淋巴结清扫数目至少15枚，经过新辅助治疗后局部进展期食管癌推荐淋巴结清扫数目尚不明确。（证据质量：低；推荐强度：低）

已知食管癌转移性区域淋巴结数目决定术后长期生存，故手术中淋巴结清扫数目不仅影响准确（y）pN分期，进而术后辅助治疗决策，而且也是预示术后复发转移风险的重要因素。我国卫健委食管癌诊疗指南（2022年）推荐食管癌淋巴结清扫数目至少15枚^［99］。近期我国一项多中心回顾性研究共分析了超过1 500例的cT1~2期食管癌术后病理结果及长期生存结局，结果提示为了保证准确的pN分期淋巴结清扫数目需超过14枚，更佳的术后长期生存期淋巴结清扫数目需超过18枚^［100］。经过新辅助治疗后的局部进展期食管癌对淋巴结清扫数目更高。根据国际多中心食管癌协作组的回顾性研究结果，3 859例经过新辅助治疗后的食管或食管胃交界部腺癌患者中，最终ypN0期患者的远期预后获益临界值为25枚淋巴结；ypN+期患者的临界值则达到30枚淋巴结^［101］。我国一项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3期临床研究结果提示，局部进展期食管鳞癌经新辅助同步放化疗后淋巴结清扫数目超过20枚有利于降低局部复发风险，进而改善术后长期生存^［102］。

CQ25：术前评估准备所遵循的原则？

推荐意见：食管癌术前评估准备工作是一项需要包括患者参与在内的多学科协同管理体系，推荐遵循加速康复外科（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原则。（证据质量：高；推荐强度：高）

食管癌外科治疗涉及手术操作环节繁多复杂，耗时较长，患者常伴有诸多围手术期并发症风险的危险因素^［103］。作为高风险性外科手术之一，术前评估准备工作是一项需要包括患者参与在内的多学科协同管理体系，其中包括胸外科、麻醉科、重症医学科、营养科、心理科等多种专业的医务工作者。现代外科领域发展业已进入到ERAS时代，过去数年间，ERAS理念在食管癌外科中不断深入，并且已经建立了针对性的围手术期管理原则^{［104, 105］}。术前患者及家属宣教、戒烟酒、多维度心肺功能评估、严格控制血糖、合并症的处理、长效抗焦虑类药物调整等一系列核心措施经临床实践证明可有效地降低围手术期严重并发症风险^［106］，因此推荐将ERAS理念落实到术前评估准备各方面。

CQ26：术前肠道准备？

推荐意见：目前尚无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支持食管癌术前必需行机械性或药物性肠道准备。（证据质量：低；推荐强度：低）

根据国际食管癌加速康复外科指南^［104］与我国食管癌加速康复外科技术应用专家共识（2016版）^［105］，术前机械性肠道准备无益于降低食管癌术后常见并发症风险，并且可能导致高龄患者围手术期电解质紊乱，因而除计划结肠代食管重建方式以外，不推荐术前常规灌肠准备。尽管近期结直肠外科相关研究结果表明预防性口服奥硝唑可显著降低切口感染风险^{［107, 108］}，但是在食管癌外科领域尚缺乏支持性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

CQ27：术前戒烟、戒酒时限？

推荐意见：推荐术前计划性戒烟、酒时间超过4~8周以上。（证据质量：中；推荐强度：中）

已知长期吸烟导致肺通气弥散功能损减、术后气道分泌物增多，可潜在导致食管癌围手术期呼吸系统并发症风险升高。一项荟萃分析显示手术患者可能受益于强化的术前至少4周的戒烟干预^［109］。日本近期一项前瞻性横断面研究表明，术前充分戒烟需超过8周，这不仅可改善食管外科短期并发症风险，而且可影响术后长期生存^［110］。

丹麦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显示术前戒酒4周可降低酗酒者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111］。日本的回顾性研究显示吸烟和过度饮酒与术后严重并发症的发生有关。尽管现有荟萃分析结果并未充分证实术前严格戒酒超过4~8周可显著地降低总体外科术后并发症风险^［112］，但是近期美国一项近6万例患者的全国范围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酗酒及药物依赖与主要上消化道恶性肿瘤及胰腺癌术后并发症风险、住院时间及医疗费用显著相关^［113］，提示术前严格戒酒的重要性。

术前戒烟酒需要胸外科、麻醉科、呼吸内科、精神心理科多专业医护协同制定计划以达到稳固彻底的目标。

CQ28：术前禁食水时间？

推荐意见：应避免长时间禁食。直到食管切除术前2 h，应给予清饮料。对于有明显吞咽困难或其他梗阻症状的患者应慎用。（证据质量：高；推荐强度：中）

根据美国麻醉医师学会《健康患者择期手术前禁食及降低误吸风险的药物使用实践指南》推荐：麻醉手术前2 h可口服清饮料，但是总量要控制在5 ml/kg体重（或总量300 ml）以内。清饮料是指清水（例如白开水）、碳酸饮料、糖水、清茶、黑咖啡（不加奶）以及无渣果汁。患者在术前2 h口服碳水化合物溶液可以防止脱水、提高循环稳定性、降低术后恶心呕吐的发生，同时降低术后胰岛素抵抗的发生。含酒精的液体、牛奶及配方奶不属于清饮料，牛奶等乳制品的胃排空时间与固体食物相当。易消化的固体食物，大多是指面粉及谷类食物，诸如面包、面条、馒头、米饭等，需在手术前至少6 h禁食。不易消化的固体，主要是指肉类和油炸类食物，其较高含量的脂肪与蛋白质成分，导致食糜胃内潴留时间久，因而术前应禁食至少8 h^［114］。

CQ29：预防性应用抗生素的时间和时长？

推荐意见：推荐手术开始前30~60 min完成预防性抗生素给药，预计手术时间超过3 h或成人术中出血量超过1 500 ml时，应重复抗生素给药。术后预防性应用不超过48 h。（证据质量：高；推荐强度：高）

根据我国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共同联合修订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2015版）》，上消化道外科属于Ⅱ类切口，故推荐术前应用预防性抗生素药物，给药时机应在手术开始前1 h内完成^［115］。既往研究表明，预防性抗生素给药时机超过手术开始后1 h，则多种外科术野感染风险显著升高^［116］。鉴于抗生素血药浓度随时间推移而逐渐降低，故推荐预计手术时间超过3 h或术中出血量超过1 500 ml时，应重复抗生素给药。由于术中体腔或切口冲洗能否有效降低术野感染风险尚缺乏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117, 118］}，因此预防性抗生素应用需严格遵从上述指导原则。食管癌围手术期抗生素应用策略如何优化，尤其术前新辅助多学科综合治疗后如何合理应用，还缺乏基于中国人群的大规模研究数据加以指导。

CQ30：术后下床活动的时机？

推荐意见：若患者术后各项生命体征平稳、病情允许，推荐尽早下床活动。（证据质量：中；推荐强度：中）

随着现代外科重症医学技术不断进步，早期下床活动已被证明有助于改善患者术后躯体机能、促进病理生理学康复，进而缩短ICU驻留时程^［119］。食管癌术后ERAS也借鉴了此理念，推荐患者术后早期下床活动^［104］。一项纳入了9项非随机研究的荟萃分析结果显示，在住院内外科人群中，落实早期下床活动方案的基本原则与改善深静脉血栓形成患者的预后、缩短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的住院时间以及维持或改善老年患者、大型手术后患者的功能状态有关^［120］。尽管当前尚缺乏关于食管外科术后早期下床活动的随机对照研究证据，但是部分胸外科及腹外科相关研究结果表明，术后早期下床活动可能有助于缩短住院时间，促进胃肠功能恢复以及改善患者汇报的临床结局^［121］。

CQ31：术后需要常规入住ICU吗？

推荐意见：仅经评估存在术后并发症风险的患者，术后推荐经重症医学科协助管理，否则不常规推荐术后入住ICU。（证据质量：中；推荐强度：中）

食管癌外科治疗是公认的高风险手术操作^［122］，围手术期安全涉及胸外科、麻醉科、重症医学等多学科协作。然而，近年来现代外科麻醉技术不断进步，对于高风险手术常规术后转入ICU的必要性及卫生经济学效益比不断受到质疑^{［123, 124, 125, 126, 127］}。当前临床则更多关注于术后并发症高危患者早期鉴别及预处理方面的探索，故推荐高风险患者术后入ICU进行针对性器官保护、生理支持、功能代偿等预处理，以期降低围手术期严重并发症发生。

CQ32：术后是否需要预防静脉血栓栓塞（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

推荐意见：推荐术后常规予以药物性抗凝措施预防VTE。（证据质量：高；推荐强度：高）

根据Caprini风险模型评估，食管癌外科手术规模较大，切除及重建操作复杂，局部晚期患者术前接受过各式抗肿瘤治疗，上述因素均是围手术期发生VTE的高危因素^［128］。因此，食管癌患者术后需要预防血栓形成。我国胸外科静脉血栓栓塞症研究组、欧洲胸外科医师学会及美国胸外科协会分别于近期发布了2022年版胸外科围手术期癌症相关静脉血栓预防指南，其中对食管癌术后推荐经肠外途径予以低分子肝素药物预防性抗凝处理，同时监测血栓栓塞或出血风险^{［129, 130］}；对于因重症需要卧床的患者，推荐结合病情添加间歇性充气压缩泵或阶梯压差性弹力袜等机械性措施预防血栓栓塞^［131］。预防性抗凝时间尚存在争议，推荐出院后继续积极监测血栓栓塞或出血风险，针对性调整预防药物^{［129, 130］}。

CQ33：围手术期是否需要进行营养风险评估、营养不良诊断及营养支持治疗？

推荐意见：推荐围手术期常规进行营养风险评估及营养支持治疗。（证据质量：高；推荐强度：高）

食管癌患者存在上消化道梗阻、恶性肿瘤消耗、抗肿瘤治疗诱导炎性因子释放等，从多方面共同导致围手术期存在潜在营养风险。根据我国及国际肿瘤外科营养学指南推荐，常规需进行营养风险评估，临床中常用的营养诊断工具包括营养风险筛查法（nutritional risk screening 2002，NRS 2002）、围手术期营养筛查工具（perioperative nutrition screen，PONS）、主观全面营养评价法（subjective global assessment，SGA）等^{［132, 133］}。

CQ34：围手术期营养支持管理原则？

推荐意见：以满足日常生理营养需要为目标，根据能否经口进食推荐多途径的营养支持管理。（证据质量：高；推荐强度：高）

尽管当前尚缺乏明确的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支持，但是受ERAS理念影响围手术期营养支持管理策略优化已成为重要的临床问题有待探索^［134］。当正常饮食无法满足患者的能量需求时，无论其营养状态如何都推荐在术前使用口服营养补充（oral nutritional supplements，ONS）。术前需营养支持的患者推荐营养支持时间为7~14 d^［133］。

若预计围手术期超过5 d无法经口进食，或经口进食低于50%推荐摄入量超过7 d，也应尽快开展围手术期营养治疗（首选肠内途径，包括ONS和管饲营养）。若仅靠经口和经肠内营养（enteral nutrition，EN）无法满足能量及营养需求（<50%热卡需求）超过7 d，推荐联合使用肠内营养与肠外营养（parental nutriton，PN）。若患者需要营养治疗但存在肠内营养禁忌（如肠梗阻），推荐尽早开展PN^［133］。

CQ35：推荐术后营养支持治疗模式？

推荐意见：上消化道重建条件允许前提下，推荐优先选择肠内营养途经的各种营养治疗模式。（证据质量：高；推荐强度：高）

食管癌患者的营养风险贯穿病程始终，甚至可延续到术后数年之久^［135］。手术创伤后应激反应对患者机体能量代谢提出新的挑战，充足稳定的营养摄入是围手术期安全的重要保障。在各种食管癌术后营养支持治疗模式中，无论何种管饲或经口途径，均有助于改善患者围手术期的并发症风险及生活质量^{［135, 136, 137, 138, 139, 140］}。因此，只要上消化道重建条件允许前提下，推荐优先选择肠内营养途径的任何营养支持治疗模式，具体视医疗团队经验情况而定。仅当肠内营养途径无法满足代谢需要时，推荐PN途经予以补充^［133］。

CQ36：术后何时可以给予肠内营养？

推荐意见：术后24~48 h内即可给予肠内营养。（证据质量：中；推荐强度：中）

鉴于既往研究循证医学证据级别较低，术后早期（24~48 h）予以肠内营养支持并未显著影响围手术期（30 d内）死亡、管饲不耐受等胃肠道并发症或肺炎风险^［141］。

小肠吸收功能术后几小时内即可恢复。肠内营养需要循序渐进，逐渐增加速度和总量。待肠内营养满足需求后，即可停止静脉营养。必须警惕反流误吸可能、密切监测所有胃肠功能受损患者的肠内营养耐受性^［133］。

CQ37：术后早期肠内营养的途径？

推荐意见：推荐根据医疗经验条件选择口服、鼻饲或者空肠造瘘管饲的肠内营养途径。（证据质量：中；推荐强度：中）

常用的术后早期肠内营养支持途径包括经口、鼻-空肠及空肠造瘘三种途径，然而最优途径尚无定论。一项纳入17个临床研究的荟萃分析由于各研究之间设计类型（随机对照或非随机对照设计）及研究终点存在较大异质性，难以获得确定性结论^［142］。尽管术后早期经口进食已被证实安全可行，围手术期主要并发症风险未显著升高^{［136, 137］}，但是需要更多证据支持以进一步在临床上推广。因此，根据各中心医疗经验条件，推荐3种途径酌情选择。

CQ38：出院后是否需要继续家庭肠内营养支持？

推荐意见：术后康复顺利达到外科出院标准时，推荐对仍存在营养风险的患者进行培训并且继续家庭肠内营养支持。（证据质量：中；推荐强度：中）

无论经口营养补充或者管饲途径补充，家庭肠内营养支持是现代ERAS理念不断深化后的必要组成部分。近期3项荟萃分析结果均表明，家庭肠内营养支持可有效地改善食管癌术后患者的营养状况及生活质量^{［140，143, 144］}。而且，最佳家庭营养干预时机应在出院后4~8周以内^［144］。因此，推荐术后恢复顺利达到外科出院标准的患者，及时评估营养风险，并且对高风险患者进行培训及继续家庭肠内营养支持。

CQ39：恢复经口进食前是否常规进行上消化道造影评估？

推荐意见：不推荐患者恢复经口进食前常规行上消化道造影评估。（证据质量：低；推荐强度：低）

尽管上消化道造影检查诊断食管癌术后吻合口瘘的特异度较高，然而灵敏度却不尽如人意，并且评估同时造成患者误吸呛咳风险升高^{［145, 146］}，因此不推荐恢复经口进食前常规进行。除此之外，高龄患者合并吞咽功能障碍，评估家庭肠内营养支持途径时，改良的上消化道造影透视评估则不失为一种方法^［147］。

指南顾问专家：赫捷（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胸外科）

指南制订专家组组长：李印（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胸外科）

循证医学方法指导专家：陈耀龙（中国医学科学院循证评价与指南研究创新单元 兰州大学基础医学院）

执笔人：秦建军（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胸外科）；康晓征（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胸外科）

指南制定工作组（按姓氏汉语拼音字母排序）：陈先凯（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胸外科）、康晓征（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胸外科）；李印（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胸外科）；李勇（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胸外科）；秦建军（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胸外科）；薛奇（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胸外科）；王镇（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胸外科）；张瑞祥（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胸外科）；郑庆锋（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胸外科）

指南制订专家组（按姓氏汉语拼音字母排序）：蔡开灿（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胸外科）；曹庆东（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胸外科）；陈椿（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胸外科）；陈海泉（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胸外科）；陈克能（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科）；陈龙奇（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胸外科）；陈奇勋（浙江省肿瘤医院胸外科）；崔永（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胸外科）；戴亮（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科）；杜铭（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胸外科）；方文涛（上海市胸科医院胸外科）；付军科（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胸外科）；付茂勇（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胸外科）；傅剑华（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胸外科）；傅俊惠（汕头市中心医院胸外科）；龚太乾（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胸外科）；郭石平（山西省肿瘤医院胸外科）；郭伟（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胸外科）；郭占林（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胸外科）；韩泳涛（四川省肿瘤医院胸外科）；韩育宁（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胸外科）；郝安林（安阳市肿瘤医院胸外科）；何苡（河南省人民医院胸外科）；胡坚（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胸外科）；胡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胸外科）；黄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江跃全（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胸外科）；姜宏景（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胸外科）；姜杰（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胸外科）；姜涛（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胸外科）；焦广根（林州市食管癌医院胸外科）；康明强（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胸外科）；冷雪峰（四川省肿瘤医院胸外科）；李斌（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胸外科）；李单青（北京协和医院胸外科）；李鹤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胸外科）；李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胸外科）；李嘉根（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胸外科）；李志刚（上海市胸科医院胸外科）；李忠诚（青海大学附属医院胸外科）；廉建红（山西省肿瘤医院胸外科）；廖永德（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胸外科）；刘俊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胸外科）；刘阳（解放军总医院胸外科）；柳硕岩（福建省肿瘤医院胸外科）；鲁继斌（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胸外科）；骆金华（江苏省人民医院胸外科）；马建群（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胸外科）；马少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科）；马业罡（辽宁省肿瘤医院胸外科）；毛伟敏（浙江省肿瘤医院胸外科）；毛友生（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胸外科）；彭俊（四川省肿瘤医院胸外科）；彭林（四川省肿瘤医院胸外科）；乔贵宾（广东省人民医院胸外科）；区颂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胸外科）；孙海波（河南省肿瘤医院胸外科）；孙伟（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胸外科）；谭黎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胸外科）；谭群友（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胸外科）；田东（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胸外科）；田辉（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胸外科）；佟倜（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胸外科）；王猛（天津市胸科医院胸外科）；王永勇（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胸外科）；王允（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胸外科）；相加庆（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胸外科）；辛华（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胸外科）；于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胸外科）；于振涛（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胸外科）；喻钧（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胸外科）；袁勇（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胸外科）；袁运长（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胸外科）；张仁泉（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胸外科）；赵高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胸外科）；赵光强（云南省肿瘤医院胸外科）；赵军（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胸外科）；郑世营（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胸外科）；郑燕（河南省肿瘤医院胸外科）；周勇安（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胸外科）；朱成楚（浙江省台州医院胸外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