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D是风湿免疫病常见的器官受累。其发病机制、病理生理尚不清楚给临床治疗带来了很大的困扰。然而动物模型的建立可以对CTD相关ILD的发病机制、病理生理等方面有更加深入的认识。但是，没有一个模型可以模拟CTD相关ILD的全部病理和临床表现，因此选择更加合适的模型对于研究者来说至关重要。本文主要就RA、SSc、炎性肌病的几种常见的间质性肺疾病动物模型的建模、病理生理表现及相关血清标志物的变化进行综述，并阐述了各种模型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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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ILD为特征的CTD包括RA、SSc、DM和PM、SS和MCTD[1]。在组织病理学分析中，CTD相关的ILD多种多样，包括特发性肺纤维化（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IPF）、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nonspe-cific interstitial pneumonia，NSIP）、寻常型间质性肺炎（usual interstitial pneumonia，UIP）、机化性肺炎（organizing pneumo-nia，OP）、弥漫性肺泡损伤（diffuse alveolar damage，DAD）和淋巴细胞相关性间质性肺炎（lymphocytic interstitial pneumonia，LIP）[2]。生物标志物在ILD的诊断、治疗及预后中的作用尚未确定。涎液化糖链抗原6（krebs von den lungen-6，KL-6）是ILD中研究最彻底的分子之一。在受损肺泡组织中，该生物标志物的水平升高，高KL-6水平与CTD-ILD患者的肺功能相关，并提示预后不良。表面活性蛋白A（surfactant proteins-A，SP-A）和表面活性蛋白D（Surfactant proteins-D，SP-D）是肺泡损伤的重要标志物，是特发性肺纤维化患者死亡率的有力预测因子。趋化因子配体-2（chemokine ligand-2，CCL2）在炎症和先天免疫中发挥着作用，提示对SSc和RA有促纤维化作用。趋化因子（C-X-C基序）配体1（C-X-C motif chemokine-1，CXCL1）也与疾病的严重程度高度相关。CXCL13则被认为是晚期IPF疾病的标志物，其他的趋化因子如CXCL9、CXCL10、CXCL11，它们被认为在ILD的炎症病理生理学中发挥作用[3]。因此，血清学标记物为CTD-ILD未来的前瞻性预后和预测性评估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实验动物模型有助于阐明某些病理机制，但仅模拟疾病的某些方面。每种模式各有利弊，必须事先仔细考虑选择合适的动物模型来分析。目前关于CTD-ILD的动物模型的研究绝大部分限制在RA、SSc、炎性肌病此类疾病中，这可能与它们更多的出现肺间质受累有关。本文将就近年来几种CTD-ILD动物模型的研究进展RA进行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