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剖宫产已逐渐成为解决难产和高危妊娠等产科危重症的有效手段，但新生儿疾病的发病率及其NICU住院率并未因剖宫产率的不断增高而明显减少，相反，近年来国内外诸多研究发现相比较正常阴道分娩儿，剖宫产儿在出生后有较高的新生儿相关疾病发病率，以呼吸窘迫综合征、新生儿暂时性呼吸困难、持续肺动脉高压、感染等最为常见，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剖宫产儿在儿童期和成年期也更易于患过敏性及免疫系统疾病和神经精神相关性疾病。现就剖宫产对新生儿近远期的影响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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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和相关的社会因素，剖宫产率呈爆炸式增长。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报告指出中国剖宫产率已高达46.2%，远超过10%～15%的规定范围[1]，然而新生儿结局并未因此而发生很大的改善，在呼吸系统、免疫系统、神经精神系统等方面，剖宫产尤其是选择性剖宫产(即在无任何分娩征兆或剖宫产指征下所进行的剖宫产)对新生儿不仅有明显的近期影响，还对新生儿的远期预后有一定的影响。
尽管剖宫产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解释新生儿疾病，但早产儿较足月儿有很高的患病风险，而选择性早期剖宫产也导致晚期早产儿出生率日趋增加，故其对新生儿发病率和病死率还是有很大的影响，一项对2 228名新生儿的回顾性调查结果显示，与孕38周以上相比，35周、36周、37周剖宫产时新生儿发生严重不良疾病的风险分别为10倍、2倍和1倍[2]，相关学者也证实宫缩启动后[3]和39周后的剖宫产可降低新生儿病死率，因此，美国妇产科协会(ACOG)推荐所有的选择性剖宫产时机应选在孕39周之后，尤其在宫缩启动和肺检测成熟之后[4]。
虽然剖宫产可以减少胎儿宫内窘迫和胎粪吸入的发生风险，但国内外多项研究一致证实剖宫产儿较阴道分娩儿有较高的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且发病风险随着胎龄增加呈逐渐下降的趋势，37周剖宫产儿的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较39～40周多3倍[5]。
新生儿RDS(NRDS)的主要病因为肺表面活性物质合成和分泌减少，因此NRDS的发生率随胎龄增加而减少。多项研究表明剖宫产相较阴道产明显增加RDS的患病风险[6,7]，国外一项大样本数据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剖宫产、重度窒息史、小胎龄、母婴感染、胎膜早破、男性、孕期糖尿病或糖耐量受损、低出生体质量分别使RDS患病风险约增加7倍、6倍、7倍、5倍、3倍、2倍、2倍和2倍[8]。郑州的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足月儿(37～42周)的RDS发生与产程未启动的选择性剖宫产和肺炎密切相关(P<0.01)[9]。
剖宫产导致RDS的可能发病机制主要有：(1)早产出现肺表面活性物质分泌不足或功能不全和肺液清除障碍。研究已证实自然分娩的阴道挤压是肺液清除的重要机制[10]，近年来人们又发现肺泡表面上皮细胞的阿米洛利敏感的钠离子通道(epithelial sodium channel，ENaC)对肺液的清除起了很大的作用[11]。(2)缺乏自然分娩的挤压和缺氧刺激以及麻醉镇静药的使用延迟新生儿的呼吸建立，并使相应激素水平低下尤其是儿茶酚胺和糖皮质激素，进一步使肺液清除和正常呼吸建立延迟。(3)剖宫产前大部分患儿会出现宫内窘迫和窒息史。(5)近足月儿的呼吸窘迫症状出现较晚且不明显，给诊断和治疗带来很大的困难。
TTN又称新生儿暂时性呼吸困难或Ⅱ型RDS，国内报道的发病率为0.3%～12.0%(阴道产为0.3%～3.0%，择期剖宫产为0.9%～12.0%)[12]。Tutdibi等[13]对13 346名37周以上的新生儿的回顾分析得出结论：无宫缩启动的择期剖宫产TTN的患病率随胎龄增加而减低，且剖宫产较阴道产TTN患儿需要持久的氧气支持也更易并发气漏和持续肺动脉高压，Altman等[14]对471 194名30～37周的新生儿分析后也得出TTN的危险因素包括选择性剖宫产、男性、5 min Apgar评分过低和低出生胎龄。
剖宫产导致TTN的可能发病机制主要有：(1)胎儿期主要是肺泡上皮细胞Cl－离子通道开放和分泌肺液，胎龄越小ENaC的表达越低，Na＋通道开放越少，Na＋和肺液重吸收越少，自胎龄35周开始Cl－离子通道逐渐关闭，Na＋通道逐渐开放，肺液重吸收才开始建立，因此35周以前的剖宫产儿更易发生TTN[15]。(2)肺发育不完善和肺泡表面活性物质分泌不足，肺泡表面透明膜的产生影响肺液的重吸收。(3)缺乏分娩的应激和早产，新生儿相应激素水平低下尤其是儿茶酚胺和糖皮质激素，进而使肺液清除延迟。(4)剖宫产前的窒息和窘迫史可致羊水吸入和肺内液体增多，由于缺氧重度和炎症血管通透性增大，进而肺间质液增多使得TTN发病风险明显增加。(5)剖宫产母亲常患有基础性疾病，妊娠高血压病使得患儿肺液产生增多，而剖宫产时大量镇静麻醉剂的使用也可影响肺泡和肺血管扩张，从而影响肺液的吸收和清除[16]。有研究认为其母有哮喘病史的新生儿更易患TTN，可能与其母对儿茶酚胺敏感性改变有关，而出生时患有TTN的婴儿以后发生喘息症状，如毛细支气管炎、哮喘以及急慢性支气管炎等的风险也大大增加[17]。
PPHN是指出生后肺血管阻力持续性增高，肺动脉压超过体循环动脉压，使由胎儿型循环过渡至正常"成人"型循环发生障碍，而引起的心房和/或动脉导管水平血液的右向左分流，临床出现严重低氧血症等症状。Winovitch等[18]的一项对300例新生儿进行的回顾性队列研究表明，PPHN的发病率为0.69%，与有宫缩启动的剖宫产相比，无宫缩启动的剖宫产儿的PPHN的患病相对风险为2.0(95%CI 1.3～3.1)，与阴道自然分娩相比，其患PPHN的相对风险为3.4(95%CI 2.1～5.5)，而采用相同生产方式的情况下，37周以下发生PPHN的相对风险为3.7 (95% CI 2.3～6.1)，37周以上发生PPHN的相对风险为2.2 (95%CI 1.4～3.4)，出生体质量2 500 g以下发生PPHN的相对风险为3.4 (95%CI 2.1～5.5)，2 500 g以上发生PPHN的相对风险为37周以下发生PPHN的相对风险为1.9(95%CI 1.3～3.0)。
剖宫产导致PPHN的可能机制：(1)早产儿通常会并发动脉导管未闭，其恰是PPHN的高危因素。(2)如上所述剖宫产儿易并发各种呼吸系统疾病，如RDS和TTN，这些呼吸系统疾病是发展为PPHN的高危因素，同上所述缺乏正常分娩的刺激和早产，其体内相关激素水平相较正常阴道分娩儿较低，尤其是糖皮质及儿茶酚胺类激素。
生产方式对新生儿免疫系统的影响尚存在一定的争议，但大多数研究认为剖宫产增加哮喘、结缔组织病、炎症性肠病和1型糖尿病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率[19,20]。机制主要有以下3方面：(1)卫生假说认为在自然分娩过程中，新生儿通过接触母亲产道和肠道分泌物、皮肤等途径，使母体的菌群在肠道定植，然而剖宫产儿与母体的接触十分有限，同时又暴露于特定的医院环境，导致不正常菌群定植的同时正常肠道菌群的定植推迟[21]，且剖宫产儿开始喂养时间的延迟也对正常菌群定植有不良影响，因此，剖宫产儿大约到0.5岁时才能接近正常分娩儿的菌群比例，而调控免疫和刺激肠道黏膜发育的窗口期主要是出生后的30 d内，只有肠道定植菌群的正常定植才能启动免疫系统的发育和调节T1、T2细胞的平衡比例，且研究发现剖宫产儿的肠道定植菌群中双歧杆菌及拟杆菌水平低下，而双歧杆菌对于新生儿免疫系统的发育以及保护其免受肠道感染和变应原致敏具有重要作用[22]。(2)由于早产和缺乏分娩应激，剖宫产儿体内的激素水平较自然分娩儿低很多，尤其是儿茶酚胺类和糖皮质激素，而糖皮质激素不仅有助于各器官的发育成熟也包括肠道，也是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激活的标志，而这些激素水平的变化使得新生儿出生后的免疫反应不良，甚至导致远期某些免疫系统疾病的发生[20]。(3)表观遗传学认为产前和围生期的不良刺激可能永久地改变神经内分泌的功能，而DNA甲基化是表观遗传改变的常见机制，不良的DNA甲基化可以导致新生儿调节T1和T2细胞平衡的功能受损，进而导致日后更严重的免疫系统疾病的发生[23]。
剖宫产对神经精神系统及发育的作用还尚存在争议。
HIE的发病原因主要是产时的窒息所致的脑组织缺氧或缺血[24]，其也与胎龄和出生体质量密切相关。随着产科技术的不断发展，阴道产的不良并发症不断减少，研究也表明脑损伤的相关指标在剖宫产与阴道产并未见明显差异[25]，更有研究表明新生儿惊厥和HIE发病率在剖宫产与阴道产也未见明显差异[26]。因此剖宫产也并不会降低HIE的发生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