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U是由瑞典学者Perris等^[4]在1980年编制，用以评价父母教养态度和行为的问卷，被试者为儿童，标准版的EMBU包括4个核心维度：拒绝、情感温暖、过度保护和偏爱被试。1993年岳冬梅等^[13]引入EMBU并翻译修订成中文版，在国内得到广泛应用。但标准版、中文版EMBU仍存在一些不足，例如题量过大、"偏爱被试"的维度并不适用于独生子女的家庭。因此，1999年Arrindell等^[14]将标准版EMBU进行简化，选择其中的46道题形成简式EMBU(short-Egma Minnen av Bardndosnauppforstran，s-EMBU)，s-EMBU只有拒绝、情感温暖和过度保护3个维度，且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并修订成多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得到广泛应用。2010年蒋奖等^[15]将s-EMBU译成中文版，以712名大学生为被试，证明了中文版s-EMBU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PPS是由美国学者Thomasgard等^[2]在1995年根据前人的研究以及临床经验总结提出，该量表适用于2～10岁的儿童，包含25项条目，分别用"从不"、"有时"、"大多数时候"及"总是"来描述，以0～3分来计分，被试者为父母，分数越高即代表了更高水平的父母保护。在美国2～10岁儿童父母中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2]，但该量表目前尚未在国内被使用。

Achenbach CBCL是在1976年首先由美国心理学家Achenbach和Edelbrock编制的，主要用于评估儿童心理和行为问题。该量表在1980年首先由我国忻仁娥^[16]引进并推广使用，适用于4～16岁儿童的父母用表，主要包含3个部分：一般项目、社交能力及行为问题。行为问题包括抑郁、交往不良、分裂强迫、体诉、社交退缩、多动和违纪、攻击性等。以往研究已证实，父母的过度保护与儿童抑郁及社交退缩显著相关^[8]。

Griffin^[6]研究发现CHD患儿的父母可能会因为对成人心脏病的认知或是自身特殊的经历而对他们的孩子产生一些担忧，且大多与孩子疾病的严重程度无关，而与他们自己的认知有关，甚至会因为担忧孩子死亡而导致对孩子过度保护，表现为难以与孩子分离，使幼儿"婴儿化"，过于关注孩子的身体情况等，这些情况即使在孩子得到成功治疗后仍会存在，甚至影响孩子的学习能力及表现^[3]。

Lee等^[7]认为，CHD患儿父母的过度保护会进一步造成患儿社会孤立以及认知、运动经验的缺乏，降低认知功能和运动能力，最终损害患儿的精神心理发育，包括自我观念、社会行为、积极性等。Bjarnason-Wehrens等^[17,18]的研究也支持这一点，他们认为父母对CHD患儿的过度保护是运动发育落后的主要原因，CHD患儿的父母可能因为考虑到疾病的因素，从而改变他们的育儿方式，来迎合患儿的各种需求，限制其与同龄人的交流，尤其是身体活动，从而影响患儿的社交和运动发育。van Horn等^[19]认为母亲对于她们的CHD孩子表现出通常程度的关心有利于疾病的临床治疗，因为这能够使临床医师得到更大地支持。

以往的研究已经证实，与养育健康儿童相比，父母在养育哮喘儿童的过程中更容易出现过度保护的倾向^[8]，其可能的原因是为了避免导致哮喘发作的诱因，例如强烈的情绪波动和剧烈运动等。Fabré Ortiz等^[12,20]认为父母的过度保护行为也会影响自身的情绪，产生焦虑、抑郁，使患儿对自身的行为和哮喘疾病产生误解，出现恐惧、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而这些都是哮喘的诱发因素，反而加重疾病。

另一方面，父母的过度保护会降低哮喘患儿的社会独立、适应能力，使患儿形成一种依靠疾病"获利"的行为模式。因此，当患儿的要求无法得到满足，或出现情绪波动时，患儿就可能以哮喘发作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导致患儿出现过分依赖、害羞、胆小、社会退缩等异常的社会行为问题^[8]。长此以往，患儿对自身疾病的错误认知和父母对患儿行为的过度保护会对哮喘治疗造成不利影响，妨碍治疗的依从性，降低治疗效果^[21]。

白血病、淋巴瘤、神经母细胞瘤、中枢神经系统肿瘤、肉瘤等常见儿童肿瘤均给患儿及其家庭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作为一类预后较差的疾病，患儿父母是否会更多地采取过度保护仍存在着广泛的争议^[9,22,23,24]，Pelcovitz等^[22]研究认为肿瘤患儿的父母存在着明显的过度保护，但Hullmann等^[23,24]的研究否定了这一点。Tillery等^[5]认为肿瘤患儿父母是否过度保护可能与患儿创伤后的应激障碍程度有关，许多研究^[25,26,27]同样支持了这一观点，患儿更高程度的精神痛苦与父母有更大程度的过度保护显著相关，而与患儿的肿瘤病史并无相关^[5]。但是，患儿的精神痛苦程度与父母的过度保护之间的因果关系仍不清楚^[28,29]，这需要更深入地针对患儿和父母的前瞻性研究来证实。肿瘤疾病的特殊性也造成了父母必须在提高对孩子的警觉性以及过度保护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这对于促进孩子的活动能力是有帮助的^[5]。

癫痫患儿父母的过度保护会在他们与患儿的日常交流过程中，造成他们忌惮"癫痫"这个词，或是为了否认或保密他们的孩子有癫痫这个事实，导致他们与孩子间的交流障碍^[10]，部分癫痫患儿的父母则认为"反正过度保护的不是我一个"，宁愿选择过度保护的方式，而当他们对癫痫及相关风险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则会减少过度保护^[30]。

Jetha等^[11]对系统性红斑狼疮及幼年型关节炎的患儿及父母的回顾性研究发现，父母对这些患儿的过度保护对其成长造成了不利影响，过度保护与受试者的独立能力、社会支持以及就业率呈明显的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