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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2008年5月12日14：28分的里氏8.0级地震，震中四川省汶川县，是我国自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来，震级最高、破坏强度最大、死亡人数最多、经济损失最严重的地震。在重大自然灾难之后，物质上的损失、身体上的伤痛会得到重建和恢复，但是灾难造成的心理压力会对灾难的经历者造成长远的影响。在汶川地震之后，我国首次大规模地展开灾难后的心理援助，灾难心理学在救援领域和心理学领域引起关注、并受到社会的重视。本研究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查阅，总结了我国汶川地震后灾难心理学的相关研究。英文文献在PubMed、Web of Science、PsyCINFO进行检索，检索关键次为"Wenchuan Earthquake""mental health""Psychological reaction""stress"，中文文献在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检索关键词"汶川地震""512地震""心理健康""心理反应""应激"。经筛检后，共检索到英文文献232篇、中文文献251篇。进一步对于文献梳理和分类，选取创伤后应激障碍、创伤后成长、灾难后群体反映、创伤后应激障碍治疗等方面进行了总结与分析。
在重大灾难之后，人们会出现身心应激反应，当负性反应程度剧烈、持续时间过长，就可能出现不同的心理、行为和精神问题，比如焦虑、抑郁、酗酒、暴力行为等。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是其中最为常见的精神疾患，是由于个体在亲身经历或者亲眼目睹之后，出现的一系列身心异常反应[1]。在灾难幸存者中，PTSD的流行率显著提高。在汶川地震震中的幸存者中，震后3个月内PTSD的流行率为37.8%～62.8%[2,3]。大多数幸存者会在较短的时间内缓解症状，少数在创伤多年后仍受到PTSD困扰。比如在汶川地震后3年，在震区的随机样本中，PTSD的流行率仍高达10.3%，一般精神疾患流行率为20.6%[4]，而在重灾区北川县，在地震发生5年后，居民中PTSD的流行率仍高达9.2%[5]。针对汶川地震幸存者的研究显示，PTSD的风险因素包括：亲人在地震中丧生、目睹有人在地震中丧生、女性、年龄较长、教育程度较低、农民[5]。女性和老年人也更容易出现抑郁和其他心理疾患[6]。这两种人群的灾后心理健康水平低可能是由于一般身体健康水平较低、社会支持较少以及失去土地和家庭经济来源。
很多研究指出PTSD患者具有一些典型的认知异常。在汶川地震幸存者中，PTSD患者出现对于自我认知的扭曲、思想被创伤相关的想法所占据、执行功能受损、混乱的恐惧记忆和夸大的恐惧反应。在青少年幸存者中，消极应对和负性想法，比如回避、退缩、自我责备、幻想和外控制源可预测PTSD和总体心理健康程度[7,8,9]。对于创伤相关信息及负性信息的加工出现系统性偏向也与PTSD的病理有关。与受创被试相比，PTSD患者的意识会被与创伤有关刺激和负性刺激所占据：他们会更注意、也更快将注意转移到创伤和消极刺激上[10]，当消极分心出现时认知也表现更差[11]。与同样经历地震的健康控制组相比，罹患PTSD的儿童出现情绪控制的缺陷，但在其他认知任务中表现如常[12]，当负性分心物出现时，PTSD患者会表现出情绪相关脑区的活动增加，而工作记忆相关的脑区活动减少[11]。以上研究都说明PTSD患者情绪调节功能受损。
Shang等[13]发现在PTSD患者症同时存在凸显网络、中央执行网络、默认网络、躯体运动网络、听觉网络内部链接的增强和减弱。青少年幸存者在对创伤相关刺激的反应时，表现出右侧ACC和mPFC的显著，右侧ACC的激活与PTSD症状出现频率负相关[14]。利用弥散张量成像，Lei等[15]发现在PTSD儿童中，默认网络和凸显网络有微小结构的异常。这些结果提示，受灾儿童和青少年由于恐惧反应的改变和自上而下执行调控的异常而特别容易出现外化行为障碍和高唤起症状。
Lui等[16]在地震后25 d对44例地震幸存者进行了静息态扫描，发现与地震前扫描的33例控制组被试相比，幸存者的大脑前边缘系统和纹状体的活动明显增强，且边缘系统和纹状体之间的连接减弱，右前额叶、顶叶，基底神经节和右侧海马旁回体积的部分各向异性值也有显著减少，而这种影响与自我报告的焦虑程度无关[17]。这些研究结果说明在地震之后急性期或恢复期，即使未表现出躯体或心理问题，幸存者的大脑皮质和白质均出现变化，说明幸存者需要及早的、以及持续的干预。
在西方的双生子研究估计PTSD的遗传率大约40%[18]，指出PTSD的发病与遗传因素有很大的关系。现有的分子遗传学研究已经分辨出与PTSD发病高相关的若干基因型[19]。在汶川地震的幸存者中，研究者们也发现了携带某类某些基因型的个体、在经受严重创伤暴露后会更容易罹患PTSD。比如，Tian等[20]发现5－HTTLPR和5－HTTVNTR的多态性与PTSD有关。由于PTSD的临床异质性，也有研究特别考察了基因与PTSD不同症状簇之间的关系。中科院心理所对北川县地震中丧子的父母进行的研究，发现基因多态性与创伤暴露程度的交互作用影响PTSD不同症状的严重程度，且交互影响具有性别特异。比如，胞质磷蛋白基因型与女性幸存者的再体验症状有关[21]、PACAP－PAC1基因型与女性幸存者的情绪麻木症状有关[22]，催产素基因与男性幸存者的焦虑性唤起症状有关[23]。这些结果提示了在研究基因对于PTSD的影响中，需要考虑创伤暴露程度和性别因素，男性和女性可能有不同的创伤体验、生理及心理对于创伤的反应、应对方式也各有不同。
创伤后成长反应了在创伤后表现出的心理成长，强调了在于危机都症状个体自我恢复和自我更新的能力。创伤后成长包括自我觉知的改变、人际关系体验的改变、对生命基本观念的改变等方面，与创伤后成长紧密相关的概念还包括心理韧性、心理活力等。汶川地震作为重大事件，对幸存者的创伤后影响有显著影响。经历创伤之后，年轻人较老年人能更好地从中恢复并使这种经历成为成长的契机，个人收入、人际关系、生活目标、感觉幸运均能够预测创伤后成长[24]。在中学生人群中，羌族学生、父母教育程度高、具有开放性高、宜人性高、较为外向人格、社会支持较多、心理韧性强与创伤后成长有关[25]。在救援官兵中，执行地震救援后也有不同程度的自我感觉到的积极变化，显著表现在对生活和生命的态度更加积极、人际关系更紧密、体验到了自我力量的成长[26]。创伤后成长与PTSD并没有发现显著关系。综合而言，社会支持、主动反刍都可以促进创伤后成长[27]。
在汶川地震这样重大的自然灾难后，整个社会都会受到严重影响。Li等[28]比较了灾区和非灾区居民的主观感受和心理反应。发现在地震之后，处于震中的人相对平静、而在非灾区的人反而更加焦虑、对于健康和安全的顾虑更多，这种中心平静、周围躁动的现象，被他们称作"心理台风眼"现象。后续的研究发现[29]，这种台风眼现象在时间的维度上也可以成立：处于震中的人，对于健康和安全的担心随着事件有所增长。由于灾区和非灾区民众在时间、空间两个维度均存在心理需求的不平衡分布，在灾后心理干预不仅应针对灾区群众，在灾后的紧急时期也应关注非灾区民众、并根据时间安排干预、合理分配援助资源。
吴胜涛等[30]的调研显示，重灾区民众在地震后3个月，公正观较非灾区民众高，这一方面可能由于灾区看到了大量的利他行为、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东方人通过"存在即合理、要主动适应"的认知来应对天灾。但在灾后安置时期，来自本身的应激情绪和安置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相互叠加，灾区民众会产生各种负面情绪、抱怨甚至冲突，当地政府必须面对灾民日益累积、高涨的不满。Zhang和Wang[31]对424名安置居民的采访发现，对于当地政府越信任、民众越愿意向公共设施投入资源，而对于当地政府的信任则与对政策的评价、感知到的政府支持有关。当与他人或其他群体所获得的资源相比感觉较少，个体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就会产生对政府的不信任，进而外化为违法问题甚至群体事件。
除了根据国外既有技术进行心理干预之外，临床工作者也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和医学，研发了本土干预技术。张虹带领团队首次将针灸治疗用于治疗PTSD病人，通过四周的头部施针治疗，PTSD患者的HPA轴活性降低、其疗效与抗抑郁药物相当。同时针灸治疗也可以与其他治疗一起使用，比如与单一认知行为治疗相比，接受认知行为治疗并接受穴位刺激的PTSD患者症状好转更为明显[32]。针灸治疗可能通过刺激而影响神经回路，从而对PTSD症状进行干预。杨莎等[33]采用fMRI技术，比较了PTSD在电针治疗前后大脑血氧水平依赖信号(BOLD)差异，结果显示，电针治疗后的PTSD患者脑区BOLD信号在左侧额中回、左侧颞上回、右侧额下回、右侧岛叶、右侧丘脑、扣带回、海马旁回等局部出现一致性增高，说明电针治疗可能对神经环路有所影响。
书法治疗也是本土治疗方法用于创伤后心理干预并验证有效的方法。Zhu等[34]研究了书法治疗对于地震后儿童心理健康重建的影响。经过每周5次、每次45 min，共4周的书法治疗课程之后，儿童自我报告的创伤后应激反应症状显著降低，其中高唤起症状的降低最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干预前后儿童唾液皮质醇水平，也发现有明显下降，也说明儿童的唤起程度降低。
由于我国灾难心理学起步很晚，大多数工作都是基于外国已有的理论框架、研究模式和临床证据，直接用在指导我国研究和临床开展上，缺乏原创性理论。我国开始关于灾难应激反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流行病学研究和风险因素分析、行为情绪的临床反应等，逐渐向神经认知功能、脑成像、遗传学研究发展。同一种精神疾患存在异质性、不同的精神疾患又存在高共病，因此学界对精神疾病的界定主要持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主张按照"有或无"进行类别区分，而另一种则主张根据不同症状的组合进行区分。虽然临床上进行类别区分更为简易，但近年关于机制的研究则更多将精神疾患拆分为不同的维度，从不同研究层次对维度的遗传、神经、认知、行为等方面进行考察，以精准分析精神疾患的发生和发展机制。目前，我国的研究者也开始进行维度的研究，考察创伤后应激反应的不同维度，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如Liu等[35]提出的PTSD症状的六维模型就是对维度观点的支持与发展。
目前对于中国人群的特有性研究不足。通过对于汶川地震幸存者的深入访谈，中国人存在较为独特的创伤应激反应，表现为更多的躯体化症状，如身体虚弱、周身疼痛等[36]。但是目前广泛使用的PTSD筛查量表并不包含这些症状，不能完全反映中国人创伤后的心理问题。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的传统和习惯也可能会影响对灾难的认知、应激反应和应对方式。比如，重灾区北川县近一半人口为羌族，比较羌族和汉族幸存者，羌族中PTSD的流行率更高，羌族更多表现出外化问题，而汉族更多表现出内化问题[37]。而在另一项玉树地震后的研究则发现，藏族学生比汉族学生的哀痛较少，这可能与他们相信来世有关[38]。因此在考察灾难应激反应、制定针对性的干预计划时，还需要将民族差异列入考虑中。
以汶川地震为契机，灾害心理学研究在我国产生长足发展。汶川地震后，首次开展了多人群、大规模、长时程的进行自然灾难后心理疾患的流行病学研究；对PTSD症状的临床异质性提出了新的划分方法、并进行了内外效度、跨人群、跨时程验证；通过认知特点、电生理机制、神经影像学、遗传学、神经免疫学研究，对灾难后心理异常反应、特别是PTSD的发病机制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并为个性化干预确定了生物标志靶点。在干预方法方面，研究出针灸治疗、书法治疗等具有中国特色、易于开展的干预手段，并对关于效果进行了验证。针对汶川地震集体性灾难的特点，对群体态度和反应进行了研究，首次提出心理台风眼概念，为指导心理援助有序开展、分配资源提供了理论支持；研究了受灾群体的公正观和满意度，提示政府在开展救援的同时、应关注群众的公平感，以避免群体性事件。灾难后成长的研究，则关注灾难的积极方面。总体说来，目前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性，主流研究跟随西方的模式，我国本土特色和方法关注较少。临床研究落后于基础研究，尤其干预研究很少，未来应更注重研究向应用的转化。研究主要关注疾病、尤其是PTSD，虽有研究关注到积极方面(如PTG)，但并没有将促进积极影响作为目标进行干预焦点，未来也应进一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