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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性疾病是全世界社会公共健康和经济稳定的重要负担。数百年来，它们一直是导致死亡和残疾的主要原因。随着经济贸易的全球化，物流频繁，一些传染病被控制的同时，新型传染病逐渐崭露头角，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至少有30种影响人类的新型传染病出现[1]，其中大多数是人畜共患病，其起源与社会经济，环境和生态因素紧密相关。同时，由于新型传染病病因具有不确定性且缺乏特异的治疗和预防手段，其对人类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并给医疗公共卫生机构的防控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此外，由于耐药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部分老传染病死灰复燃，并以新的临床形式再现，而这种临床形式往往是严重或者致命的。纵观历史，尽管出现了许多新发传染病，如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及2009年的甲型H1N1禽流感等，但人类与疾病的斗争从未停下脚步，从一次次的斗争中，我们不断积累经验并以血的教训不断提高全球新发传染病的防控能力，例如天花等多种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然而新型传染病的初发及老传染病的"回潮"就像悬在人类脖子上的利剑，时时刻刻警示我们新发传染病的防控态势依然严峻，对于控制新发传染病有效策略的持续意识和追求至关重要。本文主要从全球新发传染病发病新态势及防控新策略等方面进行简要论述。
通过对335个新发传染病数据库统计分析发现，1940至2004年新发传染病事件不断升高，并在1980年达到高峰(由于艾滋病的流行)[2]。此外，全球新发传染病中，约75%的感染属于人畜共患病，其中71.8%的患者通过动物传播，再加上全球人口日益增长、人口流动频繁，新发传染病传播范围将更广，其发病率上升趋势将可能会持续[3]。
自19世纪以来，由于抗感染药物研发及疫苗的不断发展，部分传染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控制，例如脊髓灰质炎、天花等。但令人担忧的是，随着病原体变异，生态改变及城市化、全球化等因素，部分老传染病再次回归我们的视野，发病率在新的地域大幅增加[4,5,6,7,8]；疫苗接种依从性下降也导致麻疹、百日咳等老传染病的发病率再度回升[5]；更重要的是，由于抗菌药物的广泛使用，耐药微生物(结核分枝杆菌、疟原虫、HIV等)导致的老传染病发病事件不断增加[6,9,10]。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环境等因素的改变，新的病原微生物和新型传染病陆续被发现。在过去20年人类暴发的传染病中，有超过100种病原体的新基因型或血清型被实验室发现证实，例如猪链球菌ST7，脑膜炎奈瑟菌克隆复合物4821，人肠道病毒71型(enterovirus A71，EV-A71)基因型C4a等[11]。自1973年以来，有超过40种新型传染病被发现[1,11,12,13]。
近年来，WHO提出了可能引发大流行或者目前缺少医疗对策的全球重点新发传染病清单，主要包括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Crimean-Congo hemorrhagic fever，CCHF)、埃博拉病毒病(Ebola virus disease，EVD)、马尔堡病毒病(Marburg virus disease，MVD)、拉沙热(Lassa fever)、中东呼吸综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SARS冠状病毒疾病、Nipah病毒病、裂谷热(Rift Valley fever，RVF)、寨卡病毒病(Zika virus disease)及疾病X。其中疾病X的提出意在加强国际上对未知病原体的研究和防控准备。此外，基孔肯雅热(chikungunya fever)及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severe fever with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SFTS)也被列为严重的新发传染病。对上述传染病的流行病学数据分析发现，全球重点新发传染病发病态势表现出以下特征。①感染人群庞大：例如西非地区每年感染拉沙热的人数估计达10万～30万[14]；WHO报告全球基孔肯雅病临床疑似病例超过100万；研究估计全球有50万～150万的病例感染寨卡病毒[15]。②死亡率较高：据研究报道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感染病死率高达80%[16]；WHO共报告埃博拉病毒感染28 616例，死亡11 310例，病死率近50%；非洲安哥拉暴发马尔堡病毒感染后病死率率达88%[17]。③传播速度快，跨洲传播：例如2002年暴发的SARS，近1年时间感染数达8 422例，感染范围达5个洲；2004年西非地区暴发的EVD，截止2016年3月共感染28 616例，部分病例在欧洲及北美洲出现[18]；自寨卡病毒感染暴发以来，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报道相关病例。④病毒感染引起的人畜共患病，传播方式复杂多样：例如Nipah病毒感染既可以通过接触果蝠的分泌物或者受感染的中间宿主猪传播，也可以通过气溶胶和人际间体液传播[8]；RVF主要通过感染动物的血液或器官直接或间接接触传播(包括气溶胶)，也可以通过蚊媒甚至摄入未经高温消毒或未经烹煮的受感染动物牛奶而传播[19]。
在过去的40年中，新发传染病疫情不断出现，包括EVD、MVD、SARS、H5N1禽流感、产Vero毒素的大肠埃希菌O157、MERS等，不仅对全球健康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且给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据报道，全球每年约25%的死亡是由于传染病引起[20]。近20年，新发传染病已造成数千亿美元的损失[21]，仅2016年寨卡病毒病就导致了35亿美元的经济损失[22]。疫苗的开发投入大，周期长，目前经济上缺乏可持续的主动战略[22]。此外，由于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部分国家新发传染病的防控资源很大程度上依赖全球资助项目的投入。但受捐助国公共卫生利益的影响，众多资助项目集中于艾滋病、结核、疟疾等重点传染病，而受援国本地区重点新发传染病往往被忽视[6]。
新发传染病具有不可预测性的特点，往往缺乏特异性的治疗及疫苗，对人类生命健康威胁巨大[1]。同时，在当今全球化趋势下，世界人口流动和商贸频繁，加速了新发传染病的传播速度及范围，从而增加了疫情的防控压力。鉴于病原体的广泛分布，其中一些生物学特征尚未完全知晓，且由于传播动物物种的多样性，对人畜共患新发传染病的预测与防控仍然需要持续的探索。此外，在社会、生态环境等因素作用下，致病微生物的遗传变异赋予新的表型特征及毒力，使新发传染病的致病及流行方式更为复杂，显著提高了病原学、流行病学、药物及疫苗开发研究的难度及成本。该问题在新发传染病的热点地区亚洲表现更为突出，由于科研技术及经济水平的落后，往往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疫情防控和疫苗开发能力[21]。由遗传变化引起的另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耐药问题，随着耐药微生物的不断出现，已知的抗微生物制剂不再有效，持续的耐药病原体演变需要不断地开发新的抗微生物制剂，而在新型药物开发之前，医务工作者往往会面临无计可施的境地。
基于全球新发传染病现状，国际上构建了多个卫生安全组织和流行病相关公共卫生情报网络系统，意在加强全球新发传染病的早期预警与防控能力，例如基于互联网的报告系统ProMed、全球卫生安全行动组(GHSAG)、全球公共卫生情报网络(GPHIN)、全球早期预警系统(GLEWS)，以及刚创立的早期警报和应答系统EARS等。随着国际合作和规划的持续改进，全球防控体系不断完善，其价值也逐渐显现[21,23]。在以往MERS、寨卡病毒病等疫情中，ProMed系统被证实能够快速有效地收集新发传染病信息，从而起到早期预警的作用[24]。此外，GPHIN的建立也显著提高了世界新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早期发现能力。研究发现，GPHIN成功发出了MERS的首次警报，并在监测西非EVD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5]。
在SARS疫情之后，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新发传染病的防控工作，围绕传染病防治开展了系列国家重大项目。在国家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研究团队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成功建立了代表"中国模式"的新发传染病防控体系。该体系的构建显著提高了新发传染病病原体早期识别、疫苗快速研发、疾病预警和诊治能力，并成功防控了2013年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疫情。此外，该技术体系与平台也在控防寨卡病毒病等新发传染病的输入及援助非洲EVD疫情中取得了卓越成效，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方案"。
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新发传染病一直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重点问题，严重威胁人类的健康安全。面对全球新发传染病的严峻挑战，从保障人类生命出发，国际社会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以下阐述了应对全球新发传染病的几点建议。
众多新发传染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新的监测战略、全球疾病检测方案和国际合作是预防和控制这一威胁的基石。①构建有效的全球网络及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是实现强有力新发传染病监测的基础，特别是低收入国家和贫困地区；②评估国家防控新发传染病的能力、差距及需求，以利于国际间协助；③构建完善的全球新发传染病监测系统和防控平台有助于提高疫情的早期预警能力，流行情况分析和共享防控经验；④全球新发传染病检测、诊断及鉴别诊断方案共享平台的构建，有利于提高疾病的早期识别；⑤鉴于新发传染病发生发展的复杂性，One Health理念越来越受到认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该理念致力于跨学科、部门和地区的交叉合作来应对新发传染病，倡导人、动物和环境的整体健康[26]。因此开发高效的事件管理系统，统筹协调各学科部门通力合作具有重要意义；⑥定期开展全球疫情防备计划；⑦深化科学技术、环境、政治等领域全球协作的同时，国际组织应该从人类健康安全和道德伦理角度考量，制定合理的国际卫生条例保障各国、各组织的利益共享、信息共享，倡导政治承诺和建立伙伴关系。
知识需要通过研究产生，并进行解释，评估和转化，以改进预防和控制新发传染病的做法及技术能力。①各政府应该加大公共卫生及科学研究的财政投入，鼓励建立和加强国家公共卫生机构和实验室。通过开展研究以更好地理解新发传染病，从而开发和加强新发传染病防控系统的各个环节。②加强病原学和流行病学研究，可以指导公共卫生及疫情防控政策。③提高和完善现代计算和通信技术可以快速传输数据和信息，也可以构建模型预测疫情和疾病趋势[27]。④研究可以在疫情暴发期间发挥重要作用，识别病原体，开发诊断方案，风险评估及病例管理工具等，通过加强相关研究有助于新发传染病的早期诊断及管理。⑤由于区域间经济、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均衡，应该倡导国际间合作，提供技术支持，共享生物和研究材料等。⑥在各个领域，特别是流行病学、公共卫生实验室、昆虫学、临床护理和研究方面建立专业知识和卓越中心区域数据库，以便及时调动相关专业知识支持疫情的防控。⑦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等技术发展公共卫生能力，鼓励和加强实验室试剂、诊断工具、临床药物及疫苗的开发，对新发传染病的防控至关重要。
①通过培训和信息交流，确保各级各类公共卫生人员的技能和知识水平不断提高；②通过对以往疫情的总结学习，协调疫情防控的各个组分，加强能力建设；③倡导全民教育，利用信息技术构建公共卫生平台，宣传简单、实用和社会可接受的新发传染病知识信息，提供相关问题和政策的解读；④利用研究所产生的证据，通过权威的媒体或平台向社会通报新发传染病的防控知识及最新进展，指导公众对疫情的相应。
人类活动、生态环境的改变与新发传染病的出现紧密相关，评估影响感染发生风险和疾病发生风险因素的方法应该被开发和实施，这些因素的管控对实现新发传染病的防范至关重要。①世界各国应该致力于构建稳定的社会环境，合理利用开发资源；②有关政府根据科学信息制定在人类、动物和环境中合理使用抗微生物制剂或杀虫剂的循证政策；③制定合理的废物处理，水资源管理和农畜业政策，减少人畜共患病的传播；④此外，国际间各口岸与卫生部门应沟通合作，构建联防联控机制，减少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