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Ⅳ诊断标准将功能性胃肠病(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 FGID)定义为一组以胃肠道症状为主的疾病^[1]。动力紊乱、内脏高敏感、黏膜和免疫功能紊乱、肠道菌群改变，以及中枢神经系统处理功能异常等均能导致FGID^[2]。目前，FGID占所有消化内科门诊患者的40%～60%，由饮食、精神心理、社会等因素诱发，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工作和生命质量。罗马基金会的胃肠病学专家自1994年罗马Ⅰ诊断标准的诞生以来，20多年一直致力于FGID的诊治研究，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然而，FGID的治疗仍不十分理想，不能缓解患者的所有症状，高复发率困扰着患者和临床医师。中医药在我国具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积累了丰富的因病施治经验，在治疗FGID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3,4,5,6,7]。

李东垣脾胃论的核心是："脾胃内伤，百病由生。"这与《内经》所载"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论点有异曲同工之意，前者和后者均十分强调胃气的作用。对于内伤疾病，以脾胃内伤最为常见，其原因有三，一为饮食不节，二为劳逸过度，三为精神刺激。中医认为，脾胃属土居中，与其他四脏(心、肝、肺、肾)关系密切，无论是何脏器感受外邪或劳损内伤，都会伤及脾胃。运用辨证论治的原则，强调虚者补之，实者泻之，与金代医家张子和的攻中求补、攻中兼补的方法不谋而合。各脏器的疾病都可以通过调和濡养脾胃来协调解决^[3]。

补中益气全方由人参、黄芪、白术、陈皮、升麻、柴胡、当归、炙甘草组成。在用药上有3个特点：①人参、黄芪、白术等补脾胃之气，以助肺气固皮毛；②升麻、柴胡引清气上升，助长脾气升发之力；③炙甘草既可补中，又可泻火热，防止阴火炽盛耗伤正气。补中益气方以益气升阳为主，泻火为辅，适用于以气虚清阳不升为主者。若阴火炽盛之象较为明显，少加黄柏以救肾水，能泻阴中之伏火，如烦犹不止，少加生地黄补肾水，水旺而心火自降。

脾胃论认为，脾胃为人体气机升降的枢纽。精气的输布依赖于脾气之升，湿浊的排出依赖于胃气之降，脾胃升降作用不单纯局限在消化方面，还可扩展至精气代谢方面。人身精气的转输升降，依赖于脾胃的升降。脾胃的升降作用对人体十分重要。如果脾胃的升降失常，将会出现多种病证，即脾胃论所记载"或下泄而久不能生，是有秋冬而没春夏，乃生长之用陷于殒杀之气，而百病皆起，或久升而不降，亦病焉。"内伤病可归纳为两种病机，一种是升发不及而沉降太过，另一种是久升而不降，其根本原因均在于脾胃的升降失常。脾胃升降失常是内伤病的主要病机之一。对待升降问题，李东垣十分重视生长与升发的一面。人的健康、生机的活跃、生命的健壮，主要是正气充足。保护正气，必须重视脾胃之气的升发作用，故而只要元气充足，则百病不生，而元气虚损，多因脾胃之气不升所致^[8]。

首届国医大师路志正教授是我国现代中医学脾胃病大家，对临床各种疑难杂症，多从脾胃入手^[8]。路志正教授认为，人体的阳气，如同阳光之于花草树木，是生命产生的原动力。脾胃居中，不仅为阳气的产生提供物质基础，同时也是气机升降的枢纽。脾胃功能的正常与否，对于阳气的产生和运行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脾胃而言，阳气如同釜底之薪，是脾胃腐熟水谷的动力源泉，为土之大德。脾阴、胃津为物属阴，也可以说是脾胃功能的固态体现，但需阳气的温运才能释放其能量，发挥功用。如果饮食不能节制，进食生冷，伤及脾胃阳气；或恣食肥甘厚味，加重脾胃负担，宿食积于胃中，早期多为湿食中阻，继而化热，酿成湿热，出现胃脘胀痛、反酸、嘈杂、呃逆、纳呆、口干口苦、粪便黏腻排出不畅或便秘等症，日久不去，由实转虚，伤及脾胃阳气。采用辨证施治个体化加减补中益气方以期达到良好疗效。

韩国学者Kim等^[9]制定了Nepean消化不良指数-韩国版(Nepean dyspepsia index-Korean，NDI-K)评分评估补中益气汤治疗脾虚型功能性消化不良(functional dyspepsia, FD)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方案，为前瞻性、非随机、非盲、单中心可行性研究，根据罗马Ⅲ标准，计划纳入30例FD患者，均以补中益气汤治疗4周。主要疗效评价指标为基线和治疗4周后舌苔图像变化和NDI-K评分的变化，次要结局评价指标包括舌苔厚度和实验室检查指标(白细胞、红细胞、血红蛋白、血小板、ESR、尿素氮、尿酸、肌酐、AST/ALT、GGT、TBil、DBil、CRP等)和补中益气汤问卷评分(韩国制定)。将在基线、第2周、第4周和第8周(随访后)进行4次NDI-K评分。本研究方案已在WHO国际临床试验注册平台的国家临床试验注册处注册，补中益气汤可以作为韩国的非处方草药配方获得。有动物实验研究了补中益气汤治疗消化不良的相关机制^[8,9]。

蔡辉^[10]研究了加味补中益气汤治疗FD的疗效。将102例FD患者随机分成治疗组52例和对照组50例，治疗组患者服用加味补中益气汤，对照组患者口服西沙必利，均服用4周后观察疗效，结果发现，治疗组总有效率为94.1%，对照组总有效率为71.4%，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加味补中益气汤对FD有良好的治疗作用，且无不良反应。

补中益气方加减在东亚地区已广泛用于治疗功能性便秘，但其确切疗效机制和安全性尚不明确^[11,12]。一篇纳入25项随机对照试验(2 089例患者)的meta分析评估了改良补中益气汤对成年功能性便秘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研究结果表明改良补中益气汤可显著改善功能性便秘的症状^[13]。与渗透性泻药和促动力剂相比还发现，与单独使用渗透性泻药、促动力剂和单用生物反馈治疗相比，加减补中益气汤可显著改善功能性便秘的症状，不良事件也较少^[14]。

补中益气方广泛应用于胃肠疾病(包括FGID)的临床治疗，获得了较好的疗效，然而循证医学证据不足，尚缺乏规范性、前瞻性、双盲对照研究。尤其在中药质量控制、现代化制药工艺方面需要加快发展，需借鉴先进国家中药的研制方法与设备，发挥更大的临床应用价值。

中西医结合的实践过程是中医和西医探讨临床优势相加的最佳模式过程，也是两种研究对象、两种研究方法由二合一的过程。在FGID诊治中，西医强调诊断治疗的实验室依据，诊断规范、可重复性强，但西医疗法不能缓解所有症状，且复发率较高。中医从宏观角度出发，重视个体化的辨证施治，强调内环境的平衡，重视人与自然的协调，强调人体精气神的状态，注重于器官功能调节，但缺乏统一的诊断标准和疗效评价标准，对于急发的症状控制欠佳。西医的诊断多以病为基础，对于FGID，罗马Ⅳ标准也提出以症状命名的诊断。中医对病的诊断多以症状为主，同时特别重视证候的诊断。因此，建立病、症、证合参的诊断模式，更能汇通中西，贴近临床。无论是西医提出的"脑-肠轴"还是中医的辨证施治整体观，重视并利用各自诊治体系的规律，都将为临床防治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进而提高诊疗水平^[15]。

临床诊疗FGID时，应进行详细的体格检查和必要的实验室检查，以及消化道内镜检查和其他影像学和各项功能检查等，以明确消化道的器质性病变和功能异常，参照罗马Ⅳ诊断标准，确定相应的"病"，根据患者的症状明确为何"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总结中医的"证"。中药的补气和理气主要是通过调节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系统实现。中药治疗FGID的作用机制主要通过改善胃肠动力障碍，降低内脏敏感性，调节脑-肠轴神经递质的释放实现^[15,16]。如白术、枳实健脾理气药既能兴奋胃肠促进蠕动，又能降低胃肠平滑肌张力，对胃肠运动具有双向调节作用。这与西医认为的发病机制是一致的。FGID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手段比单纯中医或西医治疗更有优势，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形式包括：①消化专科用药＋中成药；②消化专科用药＋中药复方；③消化专科用药＋中药＋中医特色外治疗法；④心理治疗或情志疗法＋西药和(或)中药。给予原有制酸剂、黏膜保护剂、胃肠功能调节药物，疗效欠佳、症状反复或长期服用多种药物者，可选用中药复方、中成药及针灸等中医特色外治疗法^[16]。

FGID是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典型疾病，随着人们社会关系的变化、生活和工作节奏的加快，工作或生活压力增大，FGID的发病率必然越来越高^[15]。FGID病因机制复杂，其临床症状多样且易反复，在治疗方面缺乏特效手段，既往研究多局限于单一学科，而FGID涉及不同学科，单一学科治疗越来越显示出其局限性，中西医结合治疗是FGID治疗的有力补充。随着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深入，需要拓展中西医结合诊治FGID的发展领域，相信国内广大中西医医务工作者会倾心聚力，各取所长，优势互补，有效结合，最大限度地提高临床疗效，更全面地发挥两学科的独特优势^{[16,17,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