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肥胖、代谢综合征、2型糖尿病的流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患病率和发病率不断攀升,并且儿童和青少年(年龄≤21岁)、瘦人(体重指数在正常参考值范围内),以及慢性乙型肝炎等其他慢性肝病患者并发NAFLD也较常见。NAFLD现已成为全球第一大慢性肝病,也是肝硬化和肝细胞癌越来越常见的病因,并与代谢综合征和2型糖尿病互为因果,共同增加动脉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慢性肾脏病和多种恶性肿瘤的发病风险,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预期寿命,造成了巨大的疾病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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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指肝脏病理学和影像学改变与酒精性肝病相似,但患者无过量饮酒及其他可导致肝细胞脂肪变性的特定疾病,疾病谱包括非酒精性脂肪肝(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NAFL)、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NASH)及其相关肝硬化和肝细胞癌[1,2]。过去的30年,NAFLD已从一种鲜为人知的疾病变成全球最常见的慢性肝病,已累及全球1/3的人口,并成为肝病相关并发症和死亡的重要病因。NAFLD不仅常见于成人,在儿童、青少年中也有较高流行率[1,2]。鉴于NAFLD与当前流行的肥胖、2型糖尿病、代谢综合征关系密切,马尔可夫模型预测NAFLD患病率在之后的20年仍将继续增高,导致巨大的临床和经济负担[3]。然而,目前针对NAFLD和NASH的治疗仍主要限于改变不良生活方式,如减肥。为此,亟需重视全球NAFLD患病率和发病率的变化趋势及其肝脏和非肝脏相关不良结局的发生。
Younossi等[2]关于1989至2015年NAFLD流行病学和自然史的系统综述和meta分析显示,全球NAFLD患病率为25.2%;40.8%的NASH患者再次行肝活体组织检查(以下简称活检)时发现肝纤维化已进展,肝纤维化每年平均进展0.09期;NAFLD相关肝细胞癌发病率为0.44/1 000人年;NAFLD和NASH患者全因死亡率分别为15.44/1 000人年和25.56/1 000人年,肝病相关死亡率分别为0.77/1 000人年和11.77/1 000人年;NAFLD患者肝脏相关死亡和全因死亡风险分别增加1.94和1.05倍。
假设2016至2030年肥胖和2型糖尿病患病率保持平稳,马尔可夫模型预测中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西班牙、英国、美国NAFLD总病例数将增加0%~30%,其中日本增长率最低,而我国增长率最高;同期NASH患病率将增高15%~56%,进展期肝病的患病率和肝病相关死亡率则均将成倍增高[3]。与2015年相比,2030年美国NAFLD和NASH患病率将分别增高21%和63%,NAFLD患者NASH检出率将由20%增至27%,NAFLD相关失代偿期肝硬化和肝细胞癌发病率,以及肝病相关死亡率将分别增高168%、137%和178%[3]。NAFLD的全球疾病负担增加与全球肥胖率增高相平行,超重和肥胖患者是NAFLD的高风险人群。Quek等[4]对2000年1月至2022年3月已发表的151项研究(共纳入101 028例成人)进行系统综述和meta分析,发现超重群体NAFLD、NAFL、NASH患病率分别为70.0%、42.5%、33.5%,肥胖群体NAFLD、NAFL、NASH患病率分别为75.3%、43.1%和33.7%。在超重、肥胖的NAFLD患者中,临床显著肝纤维化(肝纤维化分期为F2至F4期)检出率分别为20.3%和21.6%,进展期肝纤维化(肝纤维化分期为F3和F4期)检出率分别为6.7%和6.9%。此外,空腹血糖增高和2型糖尿病也是过去30年NAFLD、NASH及其相关肝细胞癌发病率增高的重要病因。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肥胖和糖尿病的流行率居高不下,全球NAFLD及其相关肝硬化、肝细胞癌患病率和发病率仍将不断增高。
Riazi等[5]的系统综述和meta分析显示,全球NAFLD患病率由2015年及以前的25.5%升至2016年及以后的37.8%;全球NAFLD总体患病率估算为32.4%,男性总体患病率(39.7%)高于女性(25.6%);NAFLD总体发病率估算为46.9/1 000人年,男性总体发病率(70.8/1 000人年)亦高于女性(29.6/1 000人年)。这些结果表明当前全球NAFLD患病率和发病率均显著高于预期,之后20年仍可能以惊人的速度增高。然而,这些发病率和患病率数据存在较大不均质性,并且这些文献的绝大多数研究对象源于非随机整群抽样的普通人群。
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数据库资料显示,2012至2017年全球肝硬化和原发性肝癌死亡人数增加了11.4%,肝细胞癌和肝硬化死亡病例主要病因为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感染(39%和29%)、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 HCV)感染(29%和26%)、酒精性肝病(alcoholic liver disease, ALD)(16%和25%)和NAFLD(8%和9%)[6]。肝细胞癌的年龄标化死亡率(age-standardized death rate,ASDR)由10.1/10万增至10.2/10万;NAFLD和ALD相关肝细胞癌ASDR每年分别增高1.42%和0.53%,但HBV和HCV相关肝细胞癌的ASDR并未增高;尽管肝硬化的ASDR由17.1/10万降至16.5/10万;ALD(-0.44%)、HCV(-0.50%)和HBV(-1.43%)相关肝硬化ASDR均逐年下降,但NAFLD相关肝硬化ASDR每年增高0.29%[6]。这些结果表明当前全球肝病特别是肝细胞癌负担仍逐年加重,慢性病毒性肝炎是肝病死亡最常见的病因,而NAFLD是肝脏残疾和肝病死亡增加最重要的原因。
Sanyal等[7]通过前瞻性队列研究探讨美国1 773例NAFLD患者基线肝活检组织学特征与其预后的关联,结果显示在中位随访4年期间,NAFLD患者全因死亡率随肝纤维化程度加重而增高,肝纤维化分期F0至F2、F3(间隔纤维化)和F4期(肝硬化)患者死亡率分别为0.32/1 000人年、0.89/1 000人年和1.76/1 000人年;F0至F2、F3、F4期患者食管胃静脉曲张出血(0/100人年、0.06/100人年、0.70/100人年)、腹水(0.04/100人年、0.52/100人年、1.20/100人年)、肝性脑病(0.02/100人年、0.75/100人年、2.39/100人年)和肝细胞癌(0.04/100人年、0.34/100人年、0.14/100人年)的发病率亦随肝纤维化程度加重而增高。F4期患者的2型糖尿病和肾功能恶化发病率均高于F0至F2期NAFLD患者(分别为7.53/100人年比4.45/100人年、2.98/100人年比0.97/100人年)。然而,不同肝纤维化程度的NAFLD患者的心血管事件与非肝脏癌症发病率相当。在调整性别、年龄、种族、糖尿病史和基线肝组织学严重程度后,食管胃静脉曲张出血、腹水、肝性脑病等肝脏失代偿事件发生率与NAFLD患者全因死亡率增高密切相关,肝脏失代偿事件使全因死亡风险增加6.8倍。这项前瞻性队列研究表明进展期肝纤维化与肝脏相关并发症和死亡风险增高相关,然而基于肝活检的队列研究通常会选择进展期肝病和肝脏不良结局风险较高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鉴于NAFLD是当前最常见的肝病,通过无创诊断指标预测肝病进展有助于临床医师处理甚至提前预防相关并发症。Younossi等[2]对1988至1994年美国国家健康营养与调查-Ⅲ数据库中超声诊断的NAFLD患者随访至2006年,结果发现代谢综合征是NAFLD患者全因死亡、肝脏相关死亡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的独立预测指标,代谢功能正常的NAFLD患者的预后与无肝病的普通人群相似;此外,年龄是心血管疾病死亡和全因死亡增加的独立危险因素,而转氨酶增高和肥胖则与肝病相关死亡率增高独立相关。为了评估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对NAFLD患者肝硬化和肝细胞癌的独立、协同作用,Kanwal等[8]对2004至2008年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271 906例NAFLD患者队列随访至2015年,该队列患者基线体重指数为(31.6±5.6) kg/m2,28.7%的患者伴发糖尿病,70.3%的患者伴发高血压,62.3%的患者伴发血脂紊乱;在平均9.0年随访期间,22 794例患者进展为肝硬化,253例患者进展为肝细胞癌,NAFLD患者肝病进展风险随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数量的增加而逐步增高,无或仅有1项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NAFLD患者肝病进展风险最低。与无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NAFLD患者相比,合并高血压和血脂紊乱者肝硬化或肝细胞癌风险增加1.8倍,而高血压、血脂紊乱、肥胖、糖尿病并存的NAFLD患者肝硬化或肝细胞癌风险增加2.6倍。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与新发肝细胞癌的相关性强于肝硬化,其中以糖尿病与肝细胞癌的关联最密切。这项研究结果提示代谢紊乱特别是糖尿病可以增加NAFLD患者肝硬化和肝细胞癌发病风险,减肥和治疗代谢紊乱可能是预防NAFLD患者肝病进展的重要措施。
Männistö等[9]回顾性分析了芬兰社区居民NAFLD队列的预后,包括10 993例经脂肪肝指数确诊的NAFLD患者(其中男性6 707例,总体平均年龄为53.3岁),对该队列平均随访12.1年后发现,肝脏相关结局粗发病率为0.97/1 000人年;肝脏相关结局累积发病率随患者年龄增长而增高,诊断NAFLD时年龄≥60岁的男性和女性肝脏相关结局20年累积发病率分别增高2.4%和1.5%,并且心血管疾病和癌症风险增加9~16倍;诊断NAFLD时年龄≥50岁患者的慢性肾脏病发病风险高于肝脏相关结局。无创评估肝纤维化低评分亚组和高评分亚组肝脏相关结局的20年累积发病率分别为1.5%和4.3%,但肝纤维化的严重程度不影响肝外不良结局的发生率。NAFLD患者肝脏相关结局绝对风险较低,但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等肝外不良结局的发生率增高。
NAFLD与动脉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关系密切,NAFLD是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的独立危险因素,并与肥胖、糖尿病等有协同作用,心血管疾病仍是NAFLD患者首要死亡原因[10]。一篇包括38项研究共67 070例NAFLD患者的系统综述显示,NAFLD患者冠心病风险增加1.33倍,冠心病总体患病率为44.6%,并且中重度脂肪肝患者冠心病患病率(37.5%)高于轻度脂肪肝患者(29.6%);NAFLD患者临床和亚临床冠状动脉疾病总体患病率分别为38.7%和55.4%,提示NAFLD患者常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11]。颈动脉硬化和脑卒中同样与NAFLD密切相关。Tang等[12]对30项研究共7 951例NAFLD患者的meta分析显示,NAFLD患者颈动脉硬化风险增加3.2倍,颈动脉硬化的总体患病率为35.0%;25 839例NAFLD患者脑卒中的总体患病率为5.0%,NAFLD患者脑卒中风险增加1.9倍,其中缺血性脑卒中风险增加2.1倍,缺血性、出血性脑卒中的总体患病率分别为6.1%和2.2%。经超声判断的脂肪肝程度与颈动脉硬化和脑卒中风险增加密切相关,而年龄≥60岁虽增加NAFLD患者颈动脉硬化风险,但不增加脑卒中风险。为此,NAFLD患者需常规筛查动脉硬化并评估心血管疾病风险。
越来越多的流行病学证据表明,NAFLD与伴发的肥胖、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共同增加慢性肾脏病风险,NAFLD是慢性肾脏病的独立危险因素[13]。NAFLD还可导致患者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和患者自我报告结局评分降低,NAFLD患者的生活质量较慢性病毒性肝炎患者更差[14]。
为明确全球儿童和青少年NAFLD的流行趋势,Li等[15]纳入14项流行病学研究的系统综述和meta分析(文献检索日期截至2021年5月)显示,NAFLD患病率为7.4%,超重、肥胖群体NAFLD患病率分别为39.2%(5 371例)和52.5%(9 159例)。2000至2017年全球儿童和青少年NAFLD患病率由4.6%增至9.0%,平均每年增高0.26%,预测2040年儿童和青少年NAFLD患病率将高达30.7%;北美、亚洲、欧洲儿童和青少年NAFLD患病率分别为8.5%、7.0%和1.7%[15]。Zou等[16]开展的系统综述和meta分析(文献检索日期截至2021年4月)显示,亚洲儿童(年龄≤18岁)NAFLD总体患病率为5.5%,2011至2021年儿童NAFLD总体患病率较2004至2010年增加1.6倍;男性患儿患病率(8.18%)高于女性患儿(3.60%),年龄>10岁患病群体中,NAFLD男性患儿的发病风险是女性患儿的1.75倍;另外,儿童NAFLD总体患病率随着体重的增加而增高,体重正常者为1.49%(2 610例),超重者为16.72%(1 265例),肥胖者为50.13%(6 434例)。随着全球肥胖的持续流行,儿童NAFLD患病率仍将不断增高。与成人相比,儿童NASH有特征性组织学改变,更容易受遗传、表观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并且肝脏和肝外不良结局可能更严重。
尽管NAFLD患者通常并存肥胖,然而非肥胖群体NAFLD也较常见。为明确全球非肥胖或瘦人NAFLD患病率、发病率及其预后,Ye等[17]的系统综述和meta分析(文献检索日期截至2019年5月)显示,NAFLD群体中19.2%的患者为瘦人,40.8%为非肥胖患者。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国家普通人群的非肥胖NAFLD患病率≤25%,而奥地利、墨西哥和瑞典等国家普通人群的非肥胖NAFLD患病率则高达50%以上。在包括有和无脂肪肝的普通人群中,非肥胖和瘦人的NAFLD患病率分别为12.1%和5.1%。在基线无NAFLD的非肥胖群体中,NAFLD发病率为24.6/1 000人年。在肝活检证实的非肥胖或瘦人NAFLD患者中,NASH、显著肝纤维化、肝硬化检出率分别为39.0%、29.2%和3.2%。在非肥胖或瘦人NAFLD群体中,全因死亡率、肝脏相关死亡率、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分别为12.1/1 000人年、4.1/1 000人年和4.0/1 000人年,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高血压发病率分别为12.6/1 000人年、18.7/1 000人年、56.1/1 000人年。Zeng等[18]对上海市成人健康体检者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NAFLD患病率随着体重指数和腰围的增加而增高,但瘦人的NAFLD患病率也高达17.5%。尽管非肥胖或瘦人NAFLD与脂肪肝易感基因的关联度更大且年龄相对较轻,但同样与胰岛素抵抗和代谢综合征密切相关,其NASH和进展期肝纤维化检出率并不显著低于肥胖NAFLD患者,随访发现非肥胖或瘦人NAFLD肝脏和肝外不良结局发生风险与肥胖NAFLD患者比较,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影响NAFLD患者长期预后的主要因素不是体重指数而仍是并存的代谢功能障碍和临床显著肝纤维化。
尽管乙肝疫苗和抗病毒药物已广泛用于慢性乙型肝炎的预防和治疗,但慢性HBV感染至今仍是全球特别是亚洲地区肝硬化、肝细胞癌及其相关死亡的重要病因。慢性HBV感染患者NAFLD发病率和患病率低于普通人群,但随着肥胖、2型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的流行,慢性HBV感染患者合并NAFLD也较常见,且随着时间推移亦呈增高趋势[19]。在1 000例肝活检证实的准备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中,NASH患病率高达18.2%,治疗前伴发的NASH不影响72周恩替卡韦抗病毒治疗应答,再次肝活检时46.3%(63/136)的患者NASH缓解,但3.7%(22/595)的患者新发NASH。慢性乙型肝炎患者NASH患病率、发病率、缓解率均与HBV感染无关,而主要与体重指数及其变化有关[20]。NAFLD不仅可以促进乙型肝炎表面抗原血清转换,还可能有助于抑制HBV复制,但其对抗病毒治疗应答的影响尚无定论。NAFLD相关的代谢综合征、2型糖尿病是HBV相关肝硬化和肝细胞癌的危险因素,NAFLD已成为低病毒血症或无病毒血症的慢性HBV感染患者转氨酶持续增高和肝病继续进展的重要病因[19]。当前应加强代谢综合征、NAFLD和HBV感染之间复杂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
NAFLD是全球第一大慢性肝病,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体重指数是否增高、是否存在HBV感染等基础肝病,与胰岛素抵抗和代谢功能障碍密切相关的NAFLD患病率均不断攀升,并已成为终末期肝病越来越常见的病因。NAFLD患者肝外不良结局较肝脏结局更常见,NAFLD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较慢性病毒性肝炎更大。NAFLD与代谢综合征、2型糖尿病相互影响共同促进动脉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恶性肿瘤、慢性肾脏病的发生和发展,NAFLD是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增高的独立危险因素,心血管疾病和恶性肿瘤是NAFLD患者重要的死亡原因,但NASH和进展期肝纤维化患者肝病相关死亡率也显著增高。为此,NAFLD患者应筛查和监测进展期肝纤维化、2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甚至恶性肿瘤,及时管理体重和治疗代谢紊乱有望兼顾降低肝脏和肝外不良结局的发生风险。
中文:范建高,杨荣.全球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流行趋势与疾病负担[J].中华消化杂志,2023,43(4):248-252. DOI:10.3760/cma.j.cn311367-20230202-00038.英文:Fan JG, Yang R. Global prevalence trends and disease burden of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J]. Chin J Dig, 2023,43(4):248-252. DOI:10.3760/cma.j.cn311367-20230202-00038.
所有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