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全弧射野容积调强和部分多弧射野容积调强两种不同方式用于Ⅲ期大体积肺癌肿瘤靶区治疗的优劣性，比较肿瘤靶区及危及器官的剂量学差异，分析物理剂量对靶区局部控制和周边器官放疗副反应的影响，选取肺癌临床最优放疗技术。
选取浙江省肿瘤医院2016年6月至2018年5月确诊且进行放疗的Ⅲ期大体积肺癌患者13例，肿瘤计划靶区(PTV)体积中位值是550.9 cm3(402.2～834.8 cm3)。利用RayStation v 4.5计划系统的RayArc模块分别为每例患者设计两种容积调强计划：双全弧射野容积调强(F-VMAT)，6个部分弧形射野容积调强(P-VMAT)。肿瘤PTV处方剂量均为6 000 cGy/30 f。在靶区达到处方剂量要求下，利用剂量体积直方图(DVH)及Clincal goal工具比较靶区剂量的均匀性及适形性，肺、心、脊髓等危及器官的物理剂量。且记录其总机器跳数(MU)。
两种计划在满足靶区剂量的同时都可以较好地保护危及器官。F-VMAT计划在剂量均匀性指数(HI)和机器跳数方面优于P-VMAT计划(t＝－3.904，P＝0.002)。但对于心脏的V30、V40、平均剂量(Dmean)，P-VMAT计划占明显优势[V30(20.6±10.4)%比(16.4±8.9)%，t＝3.822，P＝0.02；V40(14.6±7.5)%比(11.88±7.1)%，t＝3.096，P＝0.009；Dmean(1 442.9±651.2)cGy比(1 263.5±605.6)cGy，t＝3.986，P＝0.02]，而且P-VMAT计划可以显著降低肺的低剂量区域[V5(51.31±5.36)%比(43.44±5.28)%，t＝6.908，P＝0.00；V10(38.34±3.26)%比(34.05±3.74)%，t＝4.632，P＝0.001；Dmean(1 449±117.19)cGy比(1 375.38±148.98)cGy，t＝4.93，P＝0.00]，两者对于肺的V20、V30及脊髓的Dmax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部分弧形射野容积调强用于Ⅲ期大体积肺癌肿瘤靶区治疗时，虽然比全弧射野容积调强需花费更多的治疗时间，但其给予肿瘤靶区充分的物理治疗剂量同时能更好的降低心脏和肺的部分受量，建议临床治疗可优先考虑规避重要器官的部分弧形射野容积调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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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肿瘤管理中心统计数据表明，中国恶性肿瘤发病与病死率最高的均是肺癌，其次是肝癌、胃癌等，其中肺癌患者病死率约占全部癌症的27.07%[1,2]。放疗技术是治疗肺癌的三大重要手段之一，约60%的肺癌患者均需接受放射治疗。近年来放疗技术在不断的更新与发展，精准图像引导下的容积弧形调强放疗技术(Volumetric modulated arc therapy，VMAT)开始广泛应用于各种肿瘤的治疗中，其相较于静态调强放疗技术(Intensity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IMRT)能够在更短的治疗时间内给予肿瘤靶区精确的剂量，同时能尽可能降低周边正常组织的剂量受量，毒副反应较小。VMAT主要概念上的优势在于其能绕患者360°范围内旋转同时多叶准直器实时调整弧形野传递剂量，动态实施特性准确高效的完成整个治疗过程，因此临床治疗较多采用全弧方式设计放疗计划[3,4,5]。但是，对于体积较大、分布较广的肺癌肿瘤靶区，360°的全弧射野虽然可以给予靶区剂量高度均匀适形，但也可能会造成危及器官的照射范围过大，从而导致低剂量区域面积过广，一定概率上提高肺或心脏等放射性副反应。本研究针对于中晚期肺癌大体积肿瘤靶区患者，遵循照射野的设计准则，采用计划系统RayArc模块分别设计尽可能规避重要危及器官的多个分段弧形射野计划与双全弧计划，评价两者之间的肿瘤靶区、危及器官剂量的优劣性以及放疗计划方案实施的可行性和效率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