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道闭锁专题
单中心十年胆道闭锁诊疗情况和疑似病例分析
中华小儿外科杂志, 2019,40(5) : 414-419. DOI: 10.3760/cma.j.issn.0253-3006.2019.05.007
摘要
目的

回顾性分析胆道闭锁和其他原因引起的新生儿胆汁淤积患儿临床资料,总结胆道闭锁的临床特点和易引起误诊的其他疾病。

方法

收集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普外科2003年1月至2014年3月间收治的1 321例持续性梗阻性黄疸并高度怀疑胆道闭锁的患儿临床资料,依据术中胆管造影结果,分为胆道闭锁组(BA)和非胆道闭锁组(non-BA)。统计手术年龄、性别、病理分型、接受Kasai手术比例以及伴发畸形。分析与胆道闭锁高度疑似病例的临床特点。

结果

根据术中胆管造影结果,1 202例确诊为胆道闭锁,119例为非胆道闭锁。1 202例BA中,接受Kasai手术的有1 108例(92.1%),仅做探查未行Kasai手术的有94例(7.8%)。BA组有611(50.8%)例男性,Non-BA组有101(84.9%)例男性,两组的性别构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BA组手术年龄为(73.4±24.6)d,non-BA组手术年龄为(74.1±24.7)d,手术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93)。8.3%(100例)的胆道闭锁患儿伴发畸形,包括单发和多发畸形。腹腔内畸形包括:肠旋转不良5例,肠闭锁3例,梅克尔憩室1例,幽门肥厚1例,直肠舟状窝瘘1例,内脏反位6例,多脾畸形1例,肝血管畸形2例。心脏畸形包括:房间隔缺损55例,动脉导管未闭13例,室间隔缺损11例和肺动脉狭窄5例。泌尿系统畸形:肾积水1例。其他畸形:肺囊肿1例,膈膨升1例,多指畸形1例。其中有7例伴发1个以上的畸形。胆道闭锁易误诊的疾病包括特发性新生儿肝炎、巨细胞病毒性肝炎、Alagille综合征、Citrin缺乏所致新生儿肝内胆汁淤积症(NICCD)和胆道发育不良等。

结论

目前胆道闭锁的手术年龄无明显下降,早期诊断BA并且及时手术依然是个难题。BA常见的伴发畸形有先天性心脏病和消化道畸形。对高度疑似胆道闭锁的患儿,术前仍需进一步鉴别诊断,以减少不必要的手术探查。胆道闭锁常见疑似病例包括特发性新生儿肝炎和巨细胞病毒性肝炎等。

引用本文: 陈小丽, 董瑞, 郑珊, 等.  单中心十年胆道闭锁诊疗情况和疑似病例分析 [J] . 中华小儿外科杂志, 2019, 40(5) : 414-419. DOI: 10.3760/cma.j.issn.0253-3006.2019.0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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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道闭锁(biliary atresia, BA)是一种炎症性、进行性、纤维硬化性的婴儿胆管疾病,主要表现为肝内或肝外胆管部分或完全破坏和阻塞[1,2]。如果不进行手术和药物治疗,进行性的损害会导致肝硬化、肝衰竭并在2~3年内死亡[1,3]。根据解剖上梗阻的部位不同,胆道闭锁通常被分为3种类型,Ⅰ型为胆总管闭锁(11.9%),Ⅱ型为肝管闭锁(2.5%),Ⅲ型为肝门部闭锁(84.1%)[4]。文献报道,中国台湾地区的发病率是1.46/10 000~1.85/10 000,日本的发病率是1.04/10 000~1.10/10 000 [5],美国的发病率是0.44/10 000 [6]。与欧美国家相比,胆道闭锁在亚洲地区更为普遍[7]

胆道闭锁是婴儿梗阻性黄疸最常见的病因,也是导致儿童肝移植的主要疾病[8,9]。Davenport等[10]根据两种不同临床表现将BA分为:获得性/围生期型/非综合征型BA(90%)和胚胎型/综合征型BA(10%);患儿伴多脾畸形综合征(BASM)和偏侧性缺陷被归入后者,这两种类型的BA发病机制和发展特点可能存在不同。其他的伴发畸形包括内脏异位、心脏畸形和消化道畸形等[11]。早期诊断并及时手术恢复胆汁引流对BA预后非常重要,通常BA需与其他感染性、代谢性以及遗传性疾病引起的黄疸相鉴别。常见的易误诊疾病包括巨细胞病毒性肝炎、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症、Alagille综合征、新生儿硬化性胆管炎、Carol病以及特发性新生儿肝炎等[12,13]

本研究的目的是分析胆道闭锁和其他原因引起的胆汁淤积患儿临床资料,总结胆道闭锁的临床特点和易引起误诊的其他疾病。

资料与方法
一、临床资料

收集2003年1月到2014年3月间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外科收治的持续性黄疸并高度怀疑胆道闭锁患儿的临床资料,所有的病例均为首次接受术中胆道造影。收集的临床资料包括患儿手术时年龄、性别,病理分型包括Ⅰ型、Ⅱ型和Ⅲ型,术前肝功能包括总胆红素(TB)、直接胆红素(DB)、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碱性磷酸酶(ALP)、谷氨酰转肽酶(GGT)。术前超声及肝胆同位素结果。伴发畸形以及是否接受Kasai手术。伴发畸形包括:肺畸形、心脏畸形、内脏异位、消化道畸形、脾脏畸形、泌尿系统畸形等。伴发畸形的检查方法包括:先天性心脏病由术前常规心电图和超声心动图检查明确诊断;内脏异位、消化道畸形、泌尿系统畸形等通过术前腹部超声、MRCP以及术中探查等明确诊断。收集非胆道闭锁疾病的具体临床诊断。

二、术中胆管造影指征

术中胆管造影指征(IOC)包括:生后3周出现持续性黄疸;粪便颜色变浅或陶土色;直接胆红素占总胆红素20%以上;其他检查(病史、体格检查、超声、同位素、MRCP等)无法排除胆道闭锁。全部病例按照IOC结果分为胆道闭锁组(BA组)和非胆道闭锁组(non-BA组)。

三、统计学方法

数据用Mean±SD或数字(百分数)表示。对定量数据采取Wilcoxon Rank-Sum Test,对定性数据采用卡方检验。P<0.05被认为有统计学意义。数据运用stata10.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结果
一、历年收治胆道闭锁情况

2003年1月至2014年3月间,我院外科共收治持续性黄疸并高度怀疑胆道闭锁病例共1 321例。根据IOC结果,1 202例被确诊为胆道闭锁,这些病例归入BA组。近十年来,我院每年诊治的BA数量逐年递增(图1),到2013年已经达到单中心293例。1 202例BA中,接受Kasai手术的有1 108例(92.1%),仅做探查未行Kasai手术的有94例(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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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我院2003~2013年收的治胆道闭锁患儿病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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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由于2014年的数据仅收录前3个月,故2014年的数据并未列入

图1
我院2003~2013年收的治胆道闭锁患儿病例数

BA患儿手术时年龄为(73.4±24.6)d,从历年平均手术年龄来看,多年来胆道闭锁的手术年龄并未明显下降(图2)。从手术年龄分布来看,基本集中在31~90d年龄段。极少部分患儿(1.1%)在新生儿期即接受Kasai手术,但是仍然有229例(19%)患儿手术年龄超过90d(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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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胆道闭锁患儿手术年龄分布

表1

胆道闭锁患儿手术年龄分布

年龄(d)例数比例(%)
1~30131.1
31~6037030.8
61~9059049.1
91~12016914.1
>121604.9
合计12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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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3~2014年胆道闭锁患儿手术时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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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3~2014年胆道闭锁患儿手术时年龄

1 202例BA病理分型如下:Ⅰ型,胆总管闭锁,46例(3.8%);Ⅱ型,肝管闭锁,2例(0.1%);Ⅲ型,肝门部闭锁,1154例(96.0%)。Ⅰ型BA中,女多于男,13.0%伴发畸形。Ⅱ型BA数量较少,仅2例,男女各1例,无伴发畸形。Ⅲ型BA中,男略多于女,8.1%伴发畸形(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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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本组胆道闭锁各个分型中男女例数及伴发畸形统计

表2

本组胆道闭锁各个分型中男女例数及伴发畸形统计

分型例数男(例)女(例)伴发畸形[例(%)]
4617296(13.0)
2110(0)
115459356194(8.1)
总计1202611591100(8.3)
二、胆道闭锁伴发畸形情况

胆道闭锁伴发畸形共100例(8.3%),包括单发和多发畸形。肺畸形包括:肺囊肿1例。心脏畸形包括:房间隔缺损55例,动脉导管未闭13例,室间隔缺损11例和肺动脉狭窄5例。腹腔内畸形包括:肠旋转不良5例,肠闭锁3例,梅克尔憩室1例,幽门肥厚1例,直肠舟状窝瘘1例,内脏反位6例,多脾畸形1例,肝血管畸形2例。泌尿系统畸形:肾积水1例。其他畸形:膈膨升1例,多指畸形1例。其中有7例伴多发畸形,情况如下:2例男患儿动脉导管未闭+肺动脉狭窄;1例男患儿室间隔缺损+肺囊肿;2例女患儿室间隔缺损+房间隔缺损;1例女患儿房间隔缺损+肺动脉狭窄;1例女患儿动脉导管未闭+室间隔缺损+直肠舟状窝瘘。

BA伴发畸形行Kasai手术有88例,仅行探查手术的有12例,BA未伴发畸形行Kasai手术有1 020例,仅行探查手术的有82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0)。

三、胆道闭锁疑似病例分析

根据IOC结果,近十年来有119例排除胆道闭锁。分析2003~2014年误诊的比例发现,随着我院每年收治胆道闭锁的例数增加,每年接受不必要术中探查的比例基本持平,约在10%左右波动(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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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我院2003~2014年误诊胆道闭锁患儿的统计情况

表3

我院2003~2014年误诊胆道闭锁患儿的统计情况

年份例数胆道闭锁(例)误诊胆道闭锁(例)误诊率(%)
20031212300
2004232128.7
2005373700
2006525111.9
2007444312.3
2008605735.0
2009104931110.6
2010143129149.8
20111551381710.9
2012237223145.9
20133342934112.3
2014a1201051512.5

注:a统计到2014年3月份

比较两组患儿术前的临床资料,性别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而手术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93)。BA组TB、DB和GGT水平明显高于non-BA组(P<0.05),BA组ALP水平显著低于non-BA组(P=0.0004)。两组患儿ALT和AST的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超声提示未见胆囊、肝门三角征及肝门囊性占位在两组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A组中有812例术前接受肝胆同位素检查,其中781例提示阳性结果,而non-BA组中有95例术前接受肝胆同位素检查,其中91例提示阳性,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85)(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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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术前临床资料在两组患儿中的比较

表4

术前临床资料在两组患儿中的比较

临床资料胆道闭锁(n=1202)非胆道闭锁(n=119)P
手术年龄(d,Mean±SD)73.4±24.674.1±24.70.93
性别(男/女)611/591101/18<0.001
TB(μmol/L,Mean±SD)172.8±56.4165.4±77.10.0019
DB(μmol/L,Mean±SD)129.1±42.0117.1±54.0<0.0001
ALT(U/L,Mean±SD)110.0±76.0121.1±99.70.97
AST(U/L,Mean±SD)168.7±103.2188.3±163.60.18
ALP(U/L,Mean±SD)607.9±244.4722.0±321.30.0004
GGT(U/L,Mean±SD)882.9±674.6297.4±391.1<0.0001
超声未见胆囊231/1177(19.6%)12/115(10.4%)0.016
肝门三角征166/1177(14.1%)3/115(2.6%)<0.001
肝门囊性占位49/1177(4.1%)0/115(0%)0.029
肝胆排泄受阻(同位素)781/812(96.2%)91/95(95.7%)0.85

119例非胆道闭锁患儿经过内科诊断,77例(64.7%)为特发性新生儿肝炎,16例(13.4%)为巨细胞病毒性(CMV)肝炎,13例(10.9%)为胆道发育不良,5例(4.2%)为Alagille综合征,5例(4.2%)为Citrin缺乏所致新生儿肝内胆汁淤积症(NICCD),1例(0.8%)为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症(PFIC),1例(0.8%)为胆道穿孔,1例(0.8%)为先天性胆囊缺失。

讨论

尽管胆道闭锁早期Kasai手术非常重要,但是由于BA与其他新生儿胆汁淤积难以鉴别,延误转诊和无法及时手术仍然是一个全球性难题[14]。中国台湾地区在2004年建立全民大便比色卡筛查胆道闭锁制度,与之前相比平均手术年龄明显下降,在60d以内接受Kasai手术的比例从76.6%上升到81.1%[5,15]。日本报道[16]大便比色卡使用者和未使用者相比,平均手术年龄可相差7d以上。这表明大便比色卡可以帮助早期识别胆道闭锁并提高及时转诊率。然而由于胆道闭锁的疾病本质,大便比色卡的作用可能有限。Muraji[17]指出胆道闭锁的本质是进行性阻塞性的胆管疾病,在婴儿早期时大便颜色并不一定会变成陶土色。分析影响胆道闭锁早期诊断因素,Harpavat等[18]指出年幼BA患儿从就诊专科医师到接受手术的时间会更长一些,而年长BA患儿手术评估时间较短,认为专科医师在诊疗过程中应排除年龄因素及时对患儿进行有效评估。

在我们的研究中,BA患儿的手术年龄为(73.4±24.6)d,历年手术年龄无明显下降,绝大部分维持在70d以上。从手术年龄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31~90d年龄段,总共占79.9%。极少部分患儿(1.1%)在新生儿期即接受Kasai手术,但是仍然有接近1/5的患儿手术年龄超过90d。此外,尽管所有的BA患儿均通过术中胆管造影或手术探查确诊,其中只有92.1%的BA患儿最终接受Kasai手术,高达7.8%的患儿选择放弃。究其原因,部分BA患儿由于就诊时间过迟,肝硬化严重,术中无法暴露肝门部行Kasai手术,不得不选择放弃。另外一部分家长出于个人原因,包括经济原因以及对该疾病的预后表示悲观,最终选择仅做探查而放弃Kasai手术。

研究发现部分BA患儿伴发肝外先天性畸形,文献报道BA伴发畸形的发病率介于3%~20%[19]。中国台湾地区有报道15.4%的BA患儿伴发肝外先天性畸形,只有1例(0.7%)BA伴BASM[20]。在我们的研究中,BA伴发畸形的占8.3%,其中先天性心脏病占总畸形病例的80%,其他主要畸形包括消化道畸形和内脏异位。这与詹江华等[21]报道的BA伴发肝外畸形以心脏畸形最常见基本一致。此外,我们只发现1例BA伴发多脾畸形。Davenport等[10]通过长期研究指出10.2%的BA患儿伴发BASM,而我们的研究与中国台湾地区的相似,BA伴发BASM的发病率较低,这提示不同地区的BA其发病原因也可能有差异。心脏畸形在BA伴发畸形中比较常见,研究报道15%的BA患儿伴发有心脏畸形[22]。在我们的研究中,6.6%的BA伴心脏畸形,其中房间隔缺损是主要的心脏畸形,占4.6%,其他的畸形包括动脉导管未闭和室间隔缺损等。因此,术前常规行心脏听诊杂音和心脏超声检查很有必要。

在我们的研究中,根据IOC结果,有119例患儿排除胆道闭锁,这些病例被归入non-BA组。在non-BA组中,有16例被诊断为CMV肝炎。CMV感染在胆汁淤积患儿中比较常见,研究报道肝内胆汁淤积的患儿CMV阳性率为29.4%,肝外胆汁淤积的患儿CMV阳性率为28.5%[23]。尽管大多数情况下,CMV肝炎的诊断比较容易,然而有些病例可能伴随胆汁淤积和陶土色大便,这种情况下通常需要与胆道闭锁鉴别[24]。Mohanty等[25]曾经报道过2例CMV感染的病例,起先表现为肝内胆汁淤积,后逐渐发展成为胆道闭锁。此外,另有研究报道一对产前感染CMV的双胞胎分别发展为新生儿肝炎和胆道闭锁[26]。关于CMV和BA的关系,研究认为CMV感染可能在BA的发病和发展中有着重要作用[27]。胆道闭锁合并CMV感染的患儿术后黄疸清除率较低,反流性胆管炎的比例更高,肝纤维化程度更重[28,29]。Oliveira等[23]指出许多胆道闭锁患儿延误转诊是因为查出CMV阳性,导致错过Kasai手术机会预后不良。因此,对CMV感染伴胆汁淤积的患儿,应警惕是否伴发胆道闭锁,以免丧失手术机会。

经过内科进一步诊断和治疗后,non-BA组中有77例被诊断为特发性新生儿肝炎(INH)。INH是经过进一步检查排除其他所有可能病因后下的一种诊断[30]。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遗传性病因的发现,还有26%的阻塞性黄疸依然病因不明[31]。其他病因明确的疾病包括Alagille综合征、NICCD和PFIC。Alagille综合征是一种累及全身多个系统的显性遗传疾病,涉及的器官包括心脏、肝脏、骨骼、颜面和眼睛等[32]。胆道闭锁需要及时行Kasai手术,而若将Alagille综合征误诊为BA而接受手术的话,其预后很差,接受肝移植的比例更高[33]。鉴别Alagille综合征和胆道闭锁非常重要,然而常常很困难,尤其是对综合征型BA,后者常常伴发先天性心脏畸形[24]。NICCD是一类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其临床特征包括:出现肝内胆汁淤积,低凝血酶原血症,瓜氨酸血症和半乳糖血症,偶尔有生长不良、低蛋白血症和白内障[34]。童凡等[35]曾经报道过1例NICCD合并BA,患儿确诊NICCD后经保守治疗黄疸始终无减轻,后经手术探查确诊胆道闭锁。这提示了NICCD患儿有可能合并BA或其他疾病,尤其是那些经治疗后黄疸无明显改善的患儿需高度警惕,以免错过最佳手术时间。PFIC是一组异质性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临床表现为新生儿期或1岁内出现肝细胞性胆汁淤积,在儿童期或青春期可因肝衰竭而死亡[36]。PFIC的诊断基于以下几个特点:婴儿期持续性的胆汁淤积,排除解剖和新生代谢方面的病因,结合胆红素和ALP升高,GGT低于正常范围[37]。若GGT水平不低的话,必须有阳性的家族史[38]。此外,有13例患儿被诊断为胆管发育不良,其诊断标准包括术中胆管造影提示胆管纤细,病理报告提示肝内小胆管减少或消失[39]。胆管发育不良的治疗方法与BA不同,手术不但不会改善预后,有可能还会导致病情恶化[40]

综上所述,十年来胆道闭锁的手术年龄并未明显下降,早期诊断BA并且及时手术依然是个难题。BA常见的伴发畸形有先天性心脏病和消化道畸形。本研究中有一定比例的新生儿胆汁淤积接受术中胆管造影,因此对高度怀疑BA的患儿,术前仍需进一步鉴别诊断,以避免不必要的手术探查。胆道闭锁常见疑似病例包括特发性新生儿肝炎和巨细胞病毒性肝炎等。通过对胆道闭锁常见疑似病例的分析,可以对胆道闭锁的鉴别诊断起到一定指导作用。

利益冲突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1]
BassettMD, MurrayKF.Biliary atresia: recent progress[J]. J Clin Gastroenterol, 2008, 42(6): 720-729. DOI: 10.1097/MCG.0b013e3181646730.
[2]
WongC, ChungP, TamP, et al. Long-term results and quality of life assessment in biliary atresia patients: A 35-year experience in a tertiary hospital[J]. J Pediatr Gastroenterol Nutr, 2018, 66(4): 570-574. DOI: 10.1097/MPG.0000000000001854.
[3]
AsaiA, MiethkeA, BezerraJA. Pathogenesis of biliary atresia: defining biology to understand clinical phenotypes[J]. Nat Rev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15, 12(6): 342-352. DOI: 10.1038/nrgastro.2015.74.
[4]
NioM, OhiR, MiyanoT, et al. Five- and 10-year survival rates after surgery for biliary atresia: a report from the Japanese Biliary Atresia Registry[J]. J Pediatr Surg, 2003, 38(7): 997-1000.
[5]
LinJS, ChenSC, LuCL, et al. Reduction of the ages at diagnosis and operation of biliary atresia in Taiwan: A 15-year population-based cohort study[J]. World J Gastroenterol, 2015, 21(46): 13080-13086. DOI: 10.3748/wjg.v21.i46.13080.
[6]
HopkinsPC, YazigiN, NylundCM. Incidence of biliary atresia and timing of hepatoportoenterostomy in the United States[J]. J Pediatr, 2017, 187: 253-257. DOI: 10.1016/j.jpeds.2017.05.006.
[7]
ChiangLW, LeeCY, KrishnaswamyG, et al. Seventeen years of Kasai portoenterostomy for biliary atresia in a single Southeast Asian paediatric centre[J]. J Paediatr Child Health, 2017, 53(4): 412-415. DOI: 10.1111/jpc.13379.
[8]
PakarinenMP, JohansenLS, SvenssonJF, et al. Outcomes of biliary atresia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 a multicenter study of 158 patients during 2005-2016[J]. J Pediatr Surg, 2018 , 53(8): 1509-1515.DOI: 10.1016/j.jpedsurg.2017.08.048.
[9]
GoodhueC, FenlonM, WangKS. Newborn screening for biliary atresia in the United States[J]. Pediatr Surg Int, 2017, 33(12): 1315-1318. DOI: 10.1007/s00383-017-4159-3.
[10]
DavenportM, TizzardSA, UnderhillJ, et al. The biliary atresia splenic malformation syndrome: a 28-year single-center retrospective study[J]. J Pediatr, 2006, 149(3): 393-400. DOI: 10.1016/j.jpeds.2006.05.030.
[11]
GoneidyA, OngE. Effect of previous abdominal surgery and gallbladder appearance on biliary atresia outcomes[J]. J Pediatr Surg, 2018, 53(2): 274-276. DOI: 10.1016/j.jpedsurg.2017.11.018.
[12]
El-GuindiMA, SiraMM, SiraAM, et al. Design and validation of a diagnostic score for biliary atresia[J]. J Hepatol, 2014, 61(1): 116-123. DOI: 10.1016/j.jhep.2014.03.016.
[13]
VerkadeHJ, BezerraJA, DavenportM, et al. Biliary atresia and other cholestatic childhood diseases: Advances and future challenges[J]. J Hepatol, 2016, 65(3): 631-642. DOI: 10.1016/j.jhep.2016.04.032.
[14]
HsiaoCH, ChangMH, ChenHL, et al. Universal screening for biliary atresia using an infant stool color card in Taiwan[J]. Hepatology, 2008, 47(4): 1233-1240. DOI: 10.1002/hep.22182.
[15]
LeeM, ChenSC, YangHY, et al. Infant stool color card screening helps reduce the hospitalization rate and mortality of biliary atresia: A 14-year nationwide cohort study in Taiwan[J/OL]. Medicine (Baltimore), 2016, 95(12): e3166. DOI: 10.1097/MD.0000000000003166.
[16]
GuYH, MatsuiA. Long-term native liver survival in infants with biliary atresia and use of a stool color card: Case-control study[J]. Pediatr Int, 2017, 59(11): 1189-1193. DOI: 10.1111/ped.13360.
[17]
MurajiT. Early detection of biliary atresia: past, present & future[J]. Expert Rev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12, 6(5): 583-589. DOI: 10.1586/egh.12.37.
[18]
HarpavatS, LupoPJ, LiwanagL, et al. Factors influencing time-to-diagnosis of biliary atresia[J]. J Pediatr Gastroenterol Nutr, 2018, 66(6): 850-856. DOI: 10.1097/MPG.0000000000001887.
[19]
GuttmanOR, RobertsEA, SchreiberRA, et al. Biliary atresia with associated structural malformations in Canadian infants[J]. Liver Int, 2011, 31(10): 1485-1493. DOI: 10.1111/j.1478-3231.2011.02578.x.
[20]
YangMC, ChangMH, ChiuSN, et al. Implication of early-onsetbiliary atresia and extrahepatic congenital anomalies[J]. Pediatr Int, 2010, 52(4): 569-572. DOI: 10.1111/j.1442-200X.2009.03014.x.
[21]
詹江华冯杰雄陈亚军. 胆道闭锁伴发畸形多中心分析[J]. 中华小儿外科杂志201536(4):265-268. DOI:10.3760/cma.j.issn.0253-3006.2015.04.006.
ZhanJH, FengJX, ChenYJ, et al. Incidence of congenital anomalies associated with biliary atresia in China: a multi-center retrospective study [J]. Chin J Pediatr Surg, 2015, 36(4) : 265-268. DOI: 10.3760/cma.j.issn.0253-3006.2015.04.006.
[22]
FischlerB, HaglundB, HjernA.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on the incidence and possible pre- and perinatal etiologic risk factors of biliary atresia[J]. J Pediatr, 2002, 141(2): 217-222. DOI: 10.1067/mpd.2002.126001.
[23]
OliveiraNL, KanawatyFR, CostaSC, et al. Infection by cytomegalovirus in patients with neonatal cholestasis[J]. Arq Gastroenterol, 2002, 39(2): 132-136.
[24]
SiraMM, TahaM, SiraAM. Common misdiagnoses of biliary atresia[J]. Eur J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14, 26(11): 1300-1305. DOI: 10.1097/MEG.0000000000000198.
[25]
MohantyS, ShahI, BhatnagarS. Evolving biliary atresia with cytomegalovirus[J]. Indian Pediatr, 2011, 48(8): 644-646.
[26]
HartMH, KaufmanSS, VanderhoofJA, et al. Neonatal hepatitis and extrahepatic biliary atresia associated with cytomegalovirus infection in twins[J]. Am J Dis Child, 1991, 145(3): 302-305.
[27]
SoomroGB, AbbasZ, HassanM, et al. Is there any association of extra hepatic biliary atresia with cytomegalovirus or other infections?[J]. J Pak Med Assoc, 2011, 61(3): 281-283.
[28]
ShenC, ZhengS, WangW, 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gnosis of biliary atresia and infection of cytomegalovirus[J]. World J Pediatr, 2008, 4(2): 123-126. DOI: 10.1007/s12519-008-0024-8.
[29]
ZaniA, QuagliaA, HadzicN, et al. Cytomegalovirus-associated biliary atresia: An aetiological and prognostic subgroup[J]. J Pediatr Surg, 2015, 50(10): 1739-1745. DOI: 10.1016/j.jpedsurg.2015.03.001.
[30]
WangJS, TanN, DhawanA. Significance of low or normal serum gamma glutamyl transferase level in infants with idiopathic neonatal hepatitis[J]. Eur J Pediatr, 2006, 165(11): 795-801.DOI: 10.1007/s00431-006-0175-3.
[31]
GottesmanLE, DelVM, AronoffSC. Etiologies of conjugated hyperbilirubinemia in infancy: a systematic review of 1692 subjects[J]. BMC Pediatr, 2015, 15(1): 192. DOI: 10.1186/s12887-015-0506-5.
[32]
王建设. Alagille综合征[J]. 中国实用儿科杂志200823(1):3-6.
WangJS.Alagille syndrome[J]. Chin J Prac Pediatr, 2008, 23(1): 3-6.
[33]
LeeHP, KangB, ChoiSY, et al. Outcome of Alagille syndrome patients who had previously received kasai operation during infancy: A single center study[J]. Pediatr Gastroenterol Hepatol Nutr, 2015, 18(3): 175-179. DOI: 10.5223/pghn.2015.18.3.175.
[34]
孟英韬宋力党利亨. Citrin蛋白缺乏症研究进展[J]. 国际遗传学杂志200932(2):147-149. DOI:10.3760/cma.j.issn.1673-4386.2009.02.016.
MengYT, SongL, DangLH. Advance in the research of citrin deficiency[J]. Int J Genet, 2009, 32(2): 147-149. DOI: 10.3760/cma.j.issn.1673-4386.2009.02.016.
[35]
童凡杨建滨黄晓磊. citrin缺陷致新生儿肝内胆汁淤积症合并先天性胆道闭锁一例[J]. 中华儿科杂志201351(11):863-865.DOI:10.3760/cma.j.issn.0578-1310.2013.11.013.
TongF, YangJB, HuangXL, et al. A case of neonatal intrahepaticcholestasis caused by citrin deficiency combined with biliary atresia[J]. Chin J Pediatr, 2013, 51(11): 863-865. DOI: 10.3760/cma.j.issn.0578-1310.2013.11.013.
[36]
田辉. 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症的最新研究进展[J]. 实用肝脏病杂志200912(6):477-480.
TianH. Recent progress of progressive familial intra-hepatic cholestasi[J]. J Clin Hepatol, 2009, 12(6): 477-480.
[37]
LeeWS, ChaiPF, BoeyCM, et al. Aetiology and outcome of neonatal cholestasis in Malaysia[J]. Singapore Med J, 2010, 51(5): 434-439.
[38]
HarrisMJ, LeCouteurDG, AriasIM. Progressive familial intrahepatic cholestasis: genetic disorders of biliary transporters[J]. J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05, 20(6): 807-817. DOI: 10.1111/j.1440-1746.2005.03743.x.
[39]
AbesM, SarihanH, CobanogluU. A treatment for biliary hypoplasia: tube cholecystostomy and irrigation[J]. Eur J Pediatr Surg, 2003, 13(1): 21-25. DOI: 10.1055/s-2003-38293.
[40]
El-DesoukiM, MohamadiyahM, AlRA, et al. Hepatobiliary scintigraphy i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biliary hypoplasia and biliary atresia[J]. Saudi J Gastroenterol, 1998, 4(1):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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