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肝病高发国家，各类肝病患者约1亿余例，终末期肝病患者800余万例，肝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肝病的唯一有效手段。肝移植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涉及供肝精准评估、受者精确选择、手术精细操作和围手术期精心管理等多个环节^[1]。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我国肝移植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随着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体系的建立，2017年我国共完成肝移植5 149例，2018年实施肝移植6 279例，较去年增长约22 %，我国已成为器官移植大国。但也必须看到在精准医学与大数据时代，从器官移植大国成为器官移植强国，我国仍存在引领性临床研究缺乏、基础研究薄弱、标志性成果偏少等诸多问题^[2]。

牵头组织高水平多中心临床研究是高峰学科发挥引领作用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体现。我国目前在国际肝移植领域牵头组织的多中心临床研究数目与肝移植实施体量很不相称。美国clinicaltrials.gov网站注册的临床试验中，与肝移植相关的共计848项，其中来自中国的仅余60余项，占7 %。在国际肝移植领域，标志性原创科研成果是一个国家器官移植实力的体现。2008年郑树森院士团队创新性地提出肝癌肝移植受者选择的杭州标准，突破了肿瘤形态学指标的束缚，在世界上首次纳入肿瘤生物学特性和病理学特征，有效扩大肝癌受益人群，在国际上经过验证得到广泛认可^[3,4,5]。但整体而言，中国器官移植在国际上的学术影响力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为了将我国在移植外科技术、器官功能保护、免疫抑制剂应用等领域的成果向世界推广，浙江大学器官移植研究团队领衔十三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乙肝相关肝癌肝移植临床诊疗新体系研究及应用推广"，并于2018年8月倡议、牵头成立了国际肝癌肝移植联合研究组(IJGLH)，汇聚国内外顶尖肝移植中心力量，旨在联合开展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无疑将进一步增强中国在肝移植学界的引领作用。

目前肝移植研究水平相对滞后，无法满足快速发展的临床实践需求。我们必须关注到，肝移植领域的科学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待提高。201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肝移植领域资助项目为16项，不足医学领域总资助项目数的0.2 %。因此，各移植中心应引起高度重视，也亟需有关方面加大投入支持力度与政策倾斜。一直以来，肝移植研究主要聚焦于免疫耐受、缺血再灌注损伤和移植术后并发症等方向。近年来，肝移植临床实践发展的新态势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新方向。首先，移植物质量问题是制约移植疗效提升的重要原因。现阶段开展供肝质量科学评估、功能修复以及边缘性供肝拓展应用等研究具有重大临床现实需求^[6,7]。第二，人们逐渐认识到植入新肝的生物学特征在缺血再灌注损伤、免疫耐受及肿瘤复发中发挥关键作用。基于供肝-受者-移植三位一体理念来开展科学研究成为未来重要突破点。第三，随着肝移植受者存活期延长，术后糖脂代谢紊乱、代谢病及肿瘤远期复发转移等危害日益呈现，其分子机制和防治新策略目前国际上还鲜有研究^[8,9]。因此，肝移植医师要善于从临床诊治实践中不断总结和凝练新的科学问题，推动肝移植研究创新发展。

中国肝移植事业仍任重而道远。以解决临床实际难题为导向，开展引领性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将是中国移植事业发展的立身之本。这需要我们加强规范化生物样本库及大数据共享平台的建设，汇聚优势资源、重视多学科交叉融合和高水平国际合作，培养一支年富力强的中青年肝移植临床骨干和医师科学家队伍，才能为肝移植研究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精准医学时代的肝移植研究需要新视野、新思维、新策略，也必将发展到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