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对单倍体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指征、供者选择、预处理方案及移植物抗宿主病的预防措施等进行综述,以期对临床规范治疗提供依据。
版权归中华医学会所有。
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除非特别声明,本刊刊出的所有文章不代表中华医学会和本刊编委会的观点。
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SAA)是一种起病急、病情重、死亡率高的骨髓衰竭性疾病,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和免疫抑制治疗(IST)是目前两种主要的治疗手段,年龄≤40岁且具有人类白细胞抗原(HLA)相合同胞供者(MSD)优先选择allo-HSCT,缺乏MSD或年龄>40岁者则选择抗胸腺细胞球蛋白(ATG)和环孢素A联合的IST[1]。IST血液学反应时间长,且存在无效、复发、克隆演变等风险[2,3,4]。近年来,随着移植技术和支持治疗手段的进步,接受单倍体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HSCT)治疗的SAA受者逐渐增多,现对其治疗现状及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如下。
缺乏MSD的IST无效或复发的SAA者,可以采用haplo-HSCT挽救治疗[5]。一项前瞻性多中心研究纳入了101例接受haplo-HSCT的难治性SAA受者,中位年龄19岁,结果显示28 d内中性粒细胞和血小板植入成功率分别为96.0%和94.1%,Ⅱ~Ⅳ度和Ⅲ~Ⅳ度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发生率分别为33.7%和7.9%,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cGVHD)的累积发生率为29.6%,3年总存活率和无失败存活率(FFS)分别为89.0%和86.8%[6]。DeZern等[7]分析了20例中位年龄为29岁的接受haplo-HSCT治疗的难治/复发性SAA的临床疗效,发现中性粒细胞中位植入时间为18 d,2例发生Ⅱ度aGVHD,2例发生cGVHD(其中广泛型1例),中位随访32个月,所有受者均存活且脱离输血。由此可见,haplo-HSCT可以作为难治/复发性SAA的挽救治疗,具有移植物获取方便、造血恢复快的优点。
近年来随着移植相关技术和支持治疗手段的不断进步,无MSD但急需治疗的首诊SAA者亦可采用haplo-HSCT治疗。研究发现接受IST(37例,中位年龄37岁)和haplo-HSCT(76例,中位年龄28岁)的首诊SAA者长期存活率相似(75.6%和83.7%,P=0.328),但IST组的长期FFS和血细胞计数完全恢复比例却低于haplo-HSCT组(FFS:38.5%和83.7%,P=0.001;血细胞计数完全恢复比例:38.2%和83.1%,P<0.001)[8]。由此可见,缺乏MSD的年轻首诊SAA者接受IST并不能较haplo-HSCT提高长期存活率,反之,低FFS和血细胞完全恢复比例将严重影响患者的长期生活质量[9]。另外,Xu等[10]比较了haplo-HSCT和MSD HSCT治疗首诊SAA受者的临床疗效差异,中位年龄分别为22岁和33岁,结果显示haplo-HSCT组的Ⅱ~Ⅳ度及Ⅲ~Ⅳ度aGVHD的发生率虽然高于MSD HSCT组(Ⅱ~Ⅳ度:30.3%和1.5%,P<0.001;Ⅲ~Ⅳ度:10.1%和1.5%,P=0.026),但两者的植入成功率(97.8%和97.1%,P=0.528)、3年总存活率(86.1%和91.3%,P=0.358)及FFS(85.0%和89.8%,P=0.413)均相似。因此,haplo-HSCT亦是缺乏MSD但急需治疗的首诊SAA者可供选择的一种相对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可以获得和MSD HSCT相似的植入率和长期存活率,但如何更有效降低移植后GVHD的发生率是目前面临的重要挑战。
单倍体相同的供者(HID)是指HLA配型至少为单倍体相合的亲源供者,父母与子女之间单倍体相合的概率为100%,同胞之间单倍体相合的概率为50%,因此每一个受者都存在至少1位HID[11]。供者的选择尤为重要,目前仍缺乏相应的共识。Xu等[12]进行了一项多中心的回顾性研究,分析不同供者来源包括父母、同胞以及子女对haplo-HSCT治疗SAA的临床疗效影响,结果显示各组受者的Ⅲ~Ⅳ度aGVHD和cGVHD的发生率、2年总存活率及FFS均相似,多因素分析发现母亲较父亲供者移植后发生cGVHD的风险高(HR=1.80,P=0.027),供、受者ABO血型次要不合是移植后Ⅲ~Ⅳ度aGVHD和无移植物抗宿主病/复发生存率(GRFS)的危险因素(aGVHD:HR=2.82,P=0.003;GRFS:HR=1.86,P=0.002),HLA表型不匹配程度高(3/6和5~6/6,HR=4.70,P=0.030)是移植后Ⅱ~Ⅳ度aGVHD的危险因素。Ma等[13]的研究也发现供受者ABO血型次要不合与SAA受者haplo-HSCT治疗后Ⅲ~Ⅳ度aGVHD明显相关(HR=4.00,P=0.006),同时指出供者年龄>30岁亦是Ⅲ~Ⅳ度aGVHD的危险因素(HR=8.20,P=0.041)。此外,长期反复输血致使部分SAA受者体内产生供者特异性抗体(DSA),从而增加植入失败的风险[14],因此DSA也是重要的参考指标。综上分析,对拟进行haplo-HSCT的SAA受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选择年轻、男性、ABO血型相合以及HLA表型匹配程度高的HID,若有DSA存在,选择无对应HLA抗原的供者或移植前给予相应处理降低DSA滴度。
目前SAA受者haplo-HSCT的移植方案主要包括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白消安-环磷酰胺为基础的方案(即北京方案)和后置环磷酰胺(PTCy)为基础的方案,其中北京方案是目前国内大部分移植中心最常采用的方案[15]。
北京方案[16]采用G-CSF诱导的外周血干细胞(PBSCs)和骨髓进行联合移植。预处理方案为白消安、环磷酰胺和ATG,其中白消安:3.2 mg·kg-1·d-1,移植前7 d至移植前6 d,环磷酰胺:50 mg·kg-1·d-1,移植前5 d至移植前2 d,ATG:2.5 mg·kg-1·d-1,移植前5 d至移植前2 d。GVHD的预防措施采用环孢素A、吗替麦考酚酯(MMF)和甲氨蝶呤,其中移植前9 d开始环孢素A(2.5 mg·kg-1·d-1,2次/d),定期监测血药浓度维持在150~250 μg/L,MMF(0.5 g,2次/d)移植前9 d至移植后60 d,甲氨蝶呤剂量为15 mg/m2(移植后1 d),10 mg/m2(移植后3、6、11d)。
PTCy可以在不损害造血干细胞(HSCs)功能的情况下选择性的破坏供、受体的同种异体反应性T淋巴细胞,在一定程度上对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移植后GVHD的发生起预防作用[17,18]。近来部分学者尝试探索将PTCy为基础的方案用于SAA受者的haplo-HSCT治疗。DeZern等[7,11]采用氟达拉滨、ATG、环磷酰胺以及全身照射(TBI)进行预处理,其中ATG:0.5 mg·kg-1·d-1,移植前9 d,2 mg·kg-1·d-1,移植前8 d至移植前7 d,氟达拉滨:30 mg·m-2·d-1,移植前6 d至移植前2 d,环磷酰胺:14.5 mg·kg-1·d-1,移植前6 d至移植前5 d,TBI:200 Gy,移植前1 d。GVHD预防采用PTCy、MMF联合他克莫司,其中PTCy:50 mg·kg-1·d-1,移植后3 d和移植后4 d,MMF使用时间为移植后5 d至移植后35 d,他克莫司移植后5 d至移植后1年。
移植物可来源于骨髓和/或PBSCs,两者各有优劣,骨髓富含多种造血支持细胞和细胞因子,但缺点是难以达到植活所需的CD34+细胞数,PBSCs获取方便,移植后造血恢复快,但面临着高GVHD风险[19],而SAA并不需要GVHD来防止复发。因此,大部分移植中心采用单倍体骨髓和PBSC联合移植。此外,单倍体移植物联合间充质干细胞(MSC)或脐带血移植亦占有一定比例。
间充质干细胞(MSC)具有强大的造血支持和免疫调节作用,联合输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haplo-HSCT术后GVHD的发生率[20,21]。一项多中心的研究共纳入35例中位年龄11.5岁的难治性SAA受者,采用haplo-HSCT联合供者骨髓MSCs输注挽救治疗,分别在移植前6 h和移植后14 d输注MSCs,中位细胞数为34×106/kg,结果显示中性粒细胞和血小板的中位植入时间分别为14 d和18 d,Ⅱ~Ⅳ度aGVHD和cGVHD发生率分别为25.71%和22.86%,巨细胞病毒(CMV)和EB病毒血症发生率分别为31.43%和48.57%,中位随访22个月,总存活率为85.71%,提示haplo-HSCT联合MSCs输注治疗SAA在GVHD的预防上可能存在一定的优势[22]。然而,近来一项比较haplo-HSCT和haplo-HSCT联合MSCs输注治疗SAA的荟萃分析[23]结果显示,两者在Ⅱ~Ⅳ度aGVHD发生率(30.6%和29.8%, P=0.123)、cGVHD发生率(30.0%和25.4%, P=0.187)及2年总存活率(85.2%和84.9%,P=1.000)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提示对于接受haplo-HSCT治疗的SAA受者而言,预防性给予MSCs联合输注可能缺乏相应的循证医学证据。
脐带血作为HSCs的重要来源之一,采用haplo-HSCT联合脐带血移植可以通过脐带血HSCs的早期植入从而缩短术后中性粒细胞缺乏的时间[24]。Liu等[25]回顾性分析了146例接受haplo-HSCT联合无关脐带血移植的SAA受者的临床疗效,其中既往接受过IST者占19.86%,所有受者中位年龄为25岁,输注单倍体移植物前8 h回输脐带血,输注的脐带血所含CD34+细胞中位数为0.54×105/kg,结果显示中性粒细胞和血小板的中位植入时间分别为11 d和15 d,Ⅱ~Ⅳ度和Ⅲ~Ⅳ度aGVHD的发生率为31.43%和10.00%,cGVHD的发生率为36.23%,其中59.6%的受者发生了移植后感染,病毒血症占2.74%,4年总存活率为81.4%。另外,通过对比接受haplo-HSCT联合无关脐带血移植与IST的SAA患者临床疗效差异发现虽然两者的4年总存活率相似(80.1%和80.1%,P=0.71),但前者的FFS高于后者(77.8%和48.0%,P<0.0001)[26]。因此,haplo-HSCT联合脐带血移植治疗SAA安全有效,但其临床疗效能否较单独haplo-HSCT有所提高尚需进一步研究。
植入失败是SAA受者haplo-HSCT治疗后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据报道,输注的CD34+细胞数量≤2×106/kg以及存在DSA是植入失败的独立危险因素[14,27,28]。aGVHD是SAA受者haplo-HSCT术后早期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研究发现供、受者HLA配型不匹配程度高以及ABO血型次要不合均与移植后aGVHD的发生密切相关[12,13,29],除此之外,年龄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供者年龄>30岁是SAA受者haplo-HSCT术后Ⅲ~Ⅳ度aGVHD的独立危险因素[13],受者年龄<20岁或>45岁移植后发生aGVHD的风险增高[12,30]。移植前大量的输血史、一般情况差以及年龄≥40岁均为SAA受者haplo-HSCT术后存活率的重要负性影响因子[10,12,13,30,31]。另外,输注的单个核细胞(MNC)数量亦与总存活率相关,研究发现中等数量的MNC(6~10×108/kg)是总存活率的有利因素,但另一研究显示输注MNC≤8×108/kg的SAA受者死亡风险增高[12,29],故而MNC数量与总存活率的相关性还需进一步的探讨,其他预后不良的指标还包括诊断到移植的时间(≥12个月)、铁蛋白水平高(≥800 μg/L)等[12,32,33]。
目前haplo-HSCT在SAA的治疗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获取方便、造血恢复快、生存质量高、较少出现复发和克隆演变等晚期并发症等优点。近年来随着移植技术不断进步和支持治疗手段不断升级,特别是北京方案和以PTCy为基础的方案相继提出,SAA的haplo-HSCT已取得相对令人满意的临床疗效。对于IST无效/复发的SAA以及缺乏MSD但急需治疗的首诊SAA患者,均可选择haplo-HSCT,但仍需要重点关注有无移植相关并发症特别是GVHD的发生。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