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造血干细胞移植(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HSCT)是多种恶性血液病、部分实体肿瘤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重要治疗方法。近年来，随着移植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cocyte antigen，HLA)半相合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allo-HSCT)已成为治愈恶性血液病的重要手段^[1]。但是allo-HSCT后的移植物抗宿主病(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GVHD)发生率高，是引起移植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对GVHD病理生理机制尚未完全明确及缺乏合适的动物模型，因此GVHD是allo-HSCT后的重要并发症，也是影响allo-HSCT成功的主要原因。笔者就目前国内外GVHD动物模型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如下。

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cute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aGVHD)通常发生在移植后100 d内。此时患者接受预处理后组织损伤，供者T细胞受促炎因子作用，被受者抗原提呈细胞(antigen presenting cell，APC)活化。小鼠移植模型最常见的供、受鼠组合为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不相合的C57BL/6供鼠和BALB/c受鼠，而这个MHC不相合移植模型呈现出aGVHD样表现，能够被CD4^＋ T细胞或CD8^＋ T细胞单独诱导^[2]。皮肤、肝、胃、肠道和肺均被证实是aGVHD重要的受累器官，在严重病例甚至出现淋巴细胞计数减少和胸腺严重受损。

这种MHC不相合移植模型也被应用于aGVHD某些方面的研究，如对不同辅助性T淋巴细胞(helper T lymphocyte，Th)亚群功能的研究。通过精巧的实验设计，运用Th1、2、17经典的细胞因子γ干扰素、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4、-17基因敲除或双基因敲除的动物移植模型，成功证明这些Th亚群在aGVHD中作用各具特点：Th1被认为对所有器官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对肝脏和胃、肠道；Th2则对肺损伤至关重要；Th17优先但不仅限于在皮肤中扩增，并可引起皮肤严重受损，同时可能通过其他途径促进aGVHD发生^[2,3]。

国内外学者在这种移植模型基础上，进行了许多aGVHD发生机制方面的研究。Li等^[4]以MHC不相合的C57BL/6小鼠为供鼠，以BALB/c小鼠为受鼠的动物试验结果显示，进行全身照射(total body irradiation，TBI)前以CD3单克隆抗体进行预处理，可以预防aGVHD的发生，并且可以保留移植物抗白血病(graft versus leukemia，GVL)效应。但该aGVHD预防过程常伴随供鼠T细胞归巢、趋化因子受体(chemokine receptor，CCR)表达及GVHD靶器官趋化因子表达均受到抑制。因此，该研究进一步发现，CD3单克隆抗体预处理后，供鼠T细胞表达介导免疫细胞肠道归巢的α4β7及趋化因子受体9表达受到抑制，是由引流淋巴结中CD103^＋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DC)的减少所致，并且后者的减少与其表面CCR7表达的下调有关，而CCR7却是组织中DC迁移至引流淋巴结所必需的物质。上述研究结果表明，CD3单克隆抗体预处理不仅能够降低组织释放趋化因子，而且能够阻止组织中的DC迁移至引流淋巴结中，从而减低了引流淋巴结中DC使供鼠T细胞具有组织趋向性的能力。

同样在MHC不相合的C57BL/6供鼠和BALB/c受鼠的基础上，Deng等^[5]通过比较野生型和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programmed death ligand，PD-L)1(又称B7H1)基因敲除的受鼠中，野生型和程序性死亡(programmed death，PD)-1敲除(PD-1^-/-)受鼠的CD4^＋传统T细胞(conventional T cell，Tcon)的增殖和凋亡发现，B7H1/CD80的相互作用可增加T细胞增殖，而T细胞凋亡增加则是由B7H1与PD-1的相互作用所引起的。这一发现在体外混合淋巴细胞反应试验中也得到证实。通过抗B7H1单克隆抗体特异性阻断B7H1/CD80轴，减少野生型异体反应性Tcon的增殖、IL-2的产生、PD-1的表达及凋亡，从而加重aGVHD。与此相反，特异性阻断B7H1/CD80的相互作用，可减少供鼠PD-1^-/-Tcon的增殖，但不影响其凋亡，从而减轻aGVHD。

赵恺等^[6]探讨IL-22对异基因骨髓移植(allogeneic 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allo-BMT)后并发aGVHD小鼠胸腺的修复作用及其对胸腺免疫功能的影响进行研究。该实验分为正常对照组、aGVHD小鼠注射IL-22组、aGVHD小鼠注射磷酸盐缓冲液(phosphate buffered saline，PBS)组结果显示，移植后14 d时aGVHD小鼠注射IL-22组小鼠的胸腺细胞总数为(14.6±5.1)×10⁴个，明显高于aGVHD小鼠注射PBS组的(6.2±2.9)×10⁴个，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GVHD小鼠注射IL-22组小鼠胸腺细胞数量随移植时间延长持续增多，至移植后21、28 d胸腺细胞数量与正常对照组小鼠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并且仍高于aGVHD小鼠注射PBS组(P<0.05)；小鼠allo-BMT后注射IL-22对胸腺成熟CD4^＋和CD8^＋T细胞的比例无影响，但可显著提高未成熟CD4^＋CD8^＋T细胞亚群的比例。IL-22可上调胸腺γ干扰素＋CD4^＋T细胞比例[(2.42±0.75)%]和γ干扰素＋CD8^＋T细胞比例[(5.44±0.47)%]，而对IL-17＋CD4^＋T细胞和IL-17＋CD8^＋T细胞无影响。该研究结果表明，IL-22可加速allo-BMT后小鼠胸腺的修复过程，并增强胸腺CD4^＋和CD8^＋T细胞分泌Γ干扰素的能力降低aGVHD发生率。

纳宁等^[7]以C57BL/6小鼠为供鼠，BALB/c小鼠为受鼠的研究结果显示，BALB/c小鼠经TBI后移植同种异基因小鼠骨髓细胞＋脾细胞可成功制作稳定的aGVHD小鼠模型。与上述采用TBI的方法不同，李乃农等^[8]采用白消安联合氟达拉滨(fludarabine，Flu)预处理方案、选择C57BL/6及CB6F1分别作为半相合移植供、受鼠，建立了应用化疗预处理方案，建立稳定的半相合移植aGVHD动物模型，为研究预处理方案引起的aGVHD机制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实验平台。

由于上述各种aGVHD动物模型的建立及各种基因敲除小鼠的应用，使国内外研究者对aGVHD的病理生理学机制有更加明确的认识。同时，该类动物模型的应用也为探索更多方法以预防aGVHD这一移植后的重要并发症提供重要研究基础。

与aGVHD不同，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chronic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cGVHD)通常发生在移植100 d后，并且可持续终生^[9,10,11,12]。cGVHD的临床表现类似自身免疫性疾病，被视为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一种^[13]。实际上，cGVHD通常以自身抗体形成为主要特点，并且伴胶原沉积，部分严重cGVHD患者临床表现与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干燥综合征，多发性硬化等胶原血管病相似^[14]。

有许多研究者试图采用其他小鼠移植模型重现cGVHD的发生过程，但是上述模型均较难建立。早期有研究者运用父代移植入子代的移植模型(以DBA/2父代小鼠作为供鼠，B6D2子代小鼠作为受鼠)，这是1个无TBI、MHC不相合的模型，并且在该模型中受鼠细胞不排斥供鼠细胞，但是供鼠细胞具有显著受鼠反应性^{[15,16,17,18]}。这个cGVHD模型中，供鼠CD4^＋ T细胞与受鼠B细胞相互作用，可导致狼疮样系统性自身免疫综合征。但是，由于上述模型建立过程不包含放化疗，并且部分依赖于在人类患者预处理过程中已经被清除的B细胞，因此，该模型也被质疑是否具有临床相关性。其他cGVHD的小鼠模型基本上都是应用MHC相合、微小抗原不相合的配对，如B10.D2供鼠移植到BALB/c受鼠和DBA/2供鼠移植到BALB/c模型^{[14,15,19,20,21,22,23]}。

B10.D2供鼠移植至BALB/c受鼠的cGVHD模型可反映许多人类cGVHD的特点。其主要特点包括疾病相对较迟发生，出现毛发脱落、胶原沉积增加的皮肤症状，肺纤维化和唾液腺受到损伤^[20,21,24]。此外，供鼠CD4^＋ T细胞易导致cGVHD的发生^[24] 。

DBA/2供鼠移植至BALB/c受鼠的cGVHD模型，是近年发展起来的另一个MHC相合、微小抗原不相合的移植模型。与B10.D2供鼠移植至BALB/c受鼠的cGVHD模型相似，此模型也可反映硬皮病样皮肤损害的发生，胶原沉积的增加，唾液腺、肝、肺、胃、肠道的损伤等许多人类cGVHD的特点^[14,22,23]，并且自身抗体产生和肾脏损伤均可导致蛋白尿和腹水。cGVHD的发生高度依赖于供鼠B细胞的存在，当无供鼠B细胞存在时，cGVHD症状明显减轻^[14]。

同样是DBA/2供鼠移植至BALB/c受鼠的cGVHD模型，Young等^[25]研究结果发现，尽管供鼠B细胞对于aGVHD的严重程度影响甚微，但是其在皮肤、肺等aGVHD和cGVHD的共同靶器官的持续组织损害中起重要作用，而且可显著增加唾液腺等cGVHD典型靶器官的损伤。在cGVHD的病理生理过程中，供鼠B细胞被供鼠CD4^＋T细胞活化，并上调MHCⅡ共刺激分子。作为高效的抗原提呈细胞，供鼠B细胞又可增加供鼠CD4^＋T细胞的克隆增殖、自体反应性及IL-7Rα的表达及存活。上述变化可极大促进供鼠CD4^＋T细胞介导自身免疫样cGVHD的能力，因此CD4^＋T细胞被分离出来后能在继发性供鼠B细胞缺乏的条件下导致移植受鼠发生cGVHD。所以，供鼠B细胞通过增加致病性CD4^＋T细胞的克隆增殖、分化及存活促进cGVHD的发生。

Wu^[26]等研究结果显示，在MHC不相合的C57BL/6供鼠移植至BALB/c受鼠，及MHC相合的C3H.SW供鼠移植至C57BL/6.SJL受鼠的传统aGVHD模型中，存活至移植后60 d的受鼠发生皮肤纤维化、唾液腺损伤及自身抗体产生等一系列cGVHD的特点。供鼠CD8^＋ T细胞比CD4^＋ T细胞更易于诱导cGVHD。受鼠胸腺和新生的供鼠型CD4^＋ T细胞对于供鼠CD8^＋ T细胞诱导cGVHD是必需的。供鼠CD8^＋ T细胞首先损伤受鼠胸腺髓质上皮细胞，并损伤其阴性选择功能，导致自体反应性CD4^＋ T细胞的产生，使胸腺进一步受到损伤而加重cGVHD的发生。移植后短期使用CD4单克隆抗体治疗，可使胸腺损伤恢复并预防cGVHD的发生。因此，供鼠CD8^＋ T细胞只通过胸腺依赖途径引起cGVHD的发生，而供鼠CD4^＋ T细胞可以通过胸腺依赖和胸腺非依赖两种途径，引起cGVHD的发生。

黄欣等^[27]通过MHC相合，次要组织相容性抗原(minor histocompatibility antigen，miHA)不合的allo-BMT，建立cGVHD小鼠模型。该实验分为空白对照组、放射对照组、移植对照组和cGVHD实验组，每组各有5只小鼠。除空白对照组外，其余各组小鼠均经直线加速器700 cGy的TBI。放射对照组照射后，经尾静脉输注RPMI 1640培养液0.2 mL；移植对照组输注MHC相合miHA不合的B10.D2骨髓细胞8×10⁶个；cGVHD组输注MHC相合而miHA不合骨髓细胞与脾细胞各8×10⁶个。该研究结果显示，移植对照组小鼠在移植后7 d均获得造血重建，至实验结束(移植后50 d)全部存活，并且染色体均为供鼠型；cGVHD实验组小鼠移植后20 d受累皮肤临床评分均>0.6分，移植后50 d时皮肤、肝脏、肺的病理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F＝88.02，P<0.05)。该结果表明，照射剂量为700 cGy、输注骨髓细胞数为8×10⁶个、脾细胞数为8×10⁶个的小鼠能成功诱导出cGVHD，可作为临床研究骨髓移植后cGVHD的理想模型。

allo-HSCT是目前治疗各种恶性血液病的有效方法，然而GVHD是制约其治疗效果的重要并发症^[28,29]。随着对GVHD动物模型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才能使得GVHD的病理生理学机制逐步被阐明，从而为一些新的治疗方法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攻克恶性血液病这一难题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