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浆细胞性白血病(PCL)是一种罕见且侵袭性强的恶性浆细胞肿瘤,可分为原发性PCL(pPCL)和继发性PCL(sPCL)。PCL患者的预后较差,总体生存(OS)期仅为6~11个月,确诊后1个月内病死率较高。目前PCL尚无标准治疗方案,通常采取多发性骨髓瘤(MM)的传统化疗方案治疗。但是,传统化疗方案治疗PCL疗效差。随着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HSCT),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以来那度胺为代表的免疫调节剂(IMiD),以硼替佐米为代表的蛋白酶体抑制剂(PI),分子靶向治疗药物,以及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免疫疗法等新治疗方法的应用,PCL患者的生存获得一定改善。笔者通过对传统化疗方案治疗PCL的现状,以及上述PCL新治疗方法的研究进展进行阐述,以期为改善PCL患者的生存和预后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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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细胞性白血病(plasma cell leukemia,PCL)是一种罕见且侵袭性强的恶性浆细胞肿瘤。Kyle等[1]于1974年将PCL定义为患者外周血浆细胞比例>20%,并且浆细胞绝对计数>2×109/L时。然而,目前研究发现,外周血浆细胞绝对计数≤2×109/L时,其同样具有侵袭性。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国际骨髓瘤工作小组(International Myeloma Working Group,IMWG)未来可能将PCL重新定义为外周血浆细胞比例>5%,或者浆细胞绝对计数>0.5×109/L[2]。PCL分为原发性PCL(primary PCL,pPCL)和继发性PCL(secondary PCL,sPCL),其中pPCL占60%[3]。PCL患者通常预后较差,总体生存(overall survival,OS)期仅为6~11个月,而确诊后1个月内病死率较高[3]。PCL患者外周血浆细胞比例并不能反映其病情严重程度。PCL最重要的预后因素是患者的治疗反应,其中,对初始治疗耐药的PCL患者预后最差[4]。PCL其他预后不良危险因素包括低蛋白血症、高钙血症[5],以及亚二倍体、13号染色体单体、复杂核型、N-ras基因突变、K-ras基因突变和P53基因突变等细胞遗传学因素[6]。
目前,PCL尚无标准治疗方案,通常采用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MM)的传统化疗方案治疗,但是PCL患者对传统化疗方案疗效不佳,预后较差。其中,pPCL患者通常对传统化疗方案具有较高的治疗反应,但是易复发,而大多数sPCL患者继发于MM,系MM的晚期表现之一,其对治疗的总体反应率(overall response rate,ORR)通常<50%[7]。自2006年以来,随着PCL新治疗方法的不断出现,PCL患者的生存率已有显著改善[8]。PCL的新治疗方法主要包括: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logous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auto-HSCT),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allo-HSCT),以来那度胺为代表的免疫调节剂(immunomodulatory drugs,IMiD),以硼替佐米为代表的蛋白酶体抑制剂(protease inhibitor,PI),分子靶向治疗药物,以及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cell,CAR-T)免疫治疗。笔者通过对传统化疗方案治疗PCL的现状,以及上述PCL新治疗方法的研究进展进行阐述,以期为改善PCL患者的生存和预后提供依据。
既往PCL的治疗通常以传统化疗方案为主,包括烷化剂+糖皮质激素、VAD(长春新碱+多柔比星+地塞米松)方案、VCMP(长春新碱+卡莫西汀+美法仑+泼尼松)方案、VBAP(长春新碱+卡莫西汀+多柔比星+泼尼松)方案等[9]。PCL患者对上述化疗方案反应不佳,预后较差。
Dimopoulos等[10]的一项早期研究(1994年),纳入750例新诊断的MM患者,其中包含27例PCL患者,并对其采用MM传统化疗方案(VAD方案或烷化剂+糖皮质激素等)进行治疗,结果显示,PCL患者的反应率为37%(10/27),其中6%患者达到完全缓解(complete remission,CR)。除少数病例报告外,烷化剂在PCL治疗中并未显示出显著效果。Noel和Kyle [11](1987年)对15例接受美法仑治疗的pPCL患者的研究结果显示,其中位OS期为8.7个月。Bernasconi等[12](1989年)亦对15例PCL患者进行研究,其中8例为pPCL患者,7例为sPCL患者,上述患者均接受传统化疗方案(环磷酰胺+长春新碱+烷化剂+多柔比星或美法仑等)治疗,结果显示,pPCL和sPCL患者的中位OS期分别为10和5个月。此外,由于大多数sPCL继发于MM,其在MM阶段已接受过传统化疗方案治疗,当MM进展至sPCL时,该类患者通常已经对传统化疗方案产生耐药性。因此,无论是pPCL还是sPCL患者,传统化疗方案均不能有效改善其预后。
Auto-HSCT的临床推广,不仅改善MM患者的预后,也提高PCL患者的生存和预后。一项欧洲大型回顾性分析结果显示,272例PCL患者接受auto-HSCT后,中位OS期为25.7个月[13]。Musto等[14]进行的一项前瞻性临床试验纳入23例新诊断PCL患者,对其先以来那度胺联合地塞米松化疗,4个化疗周期后评估患者是否适合进行auto-HSCT,对不适合移植者继续原方案化疗至少8个周期,结果显示,接受4个周期来那度胺联合地塞米松化疗后进行auto-HSCT者(n=9)的无进展生存(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和OS期均为27个月,而不适合移植者(n=15)的PFS和OS期分别为2和12个月。这表明,auto-HSCT能够延长PCL患者的PFS和OS期。
即使在新药时代,auto-HSCT对于改善pPCL患者的PFS和OS仍具有重要作用。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评估PI或IMiD联合auto-HSCT治疗pPCL患者的疗效,纳入23例在auto-HSCT前接受过PI或IMiD治疗的pPCL患者,其中74%(17/23)患者在诊断时存在高危细胞遗传学异常,结果显示,23例患者对PI或IMiD诱导治疗的ORR为65%,获得非常好的部分缓解(very good partial remission,VGPR)及以上疗效者比例为43%(10/23);患者接受auto-HSCT后,ORR为74%(17/23),获得VGPR及以上疗效者比例为47%(11/23);中位随访18.1个月时,中位PFS和OS期分别为5.5和18.1个月[15]。Jurczyszyn等[16]进行的回顾性研究纳入117例pPCL患者,其中98例患者接受以PI或IMiD为基础的新药单独或联合化疗,结果提示,早期接受auto-HSCT者(n=55)的中位OS期约为未接受auto-HSCT者(n=62)的3倍(35个月比13个月,P<0.001)。Mina等[17]纳入38例pPCL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所有患者均接受以硼替佐米为基础的诱导化疗,其中92%患者接受PI(硼替佐米)和IMiD(沙利度胺或来那度胺)双药联合治疗,74%患者接受auto-HSCT,结果显示,接受auto-HSCT患者(n=28)较未接受auto-HSCT者(n=10)的PFS期显著延长(25个月比6个月,P=0.004)[17]。上述结果提示,使用PI和(或)IMiD联合auto-HSCT的治疗方案,对延长pPCL患者PFS和OS期有益。
一项多中心回顾性研究提示,auto-HSCT对sPCL患者的生存亦有一定益处[18]。该研究纳入101例sPCL患者,其中72例患者接受治疗,结果显示,接受auto-HSCT者(n=14)的ORR为93%,显著高于未接受auto-HSCT者(n=58)的36%(P<0.001)[18]。值得注意的是,适合接受auto-HSCT的PCL患者通常相对比较年轻,身体健康状况较好,而这亦可能是接受auto-HSCT的PCL患者预后相对较好的原因之一。
Mahindra等[19]对147例pPCL患者在诊断后18个月内接受auto-HSCT或allo-HSCT的治疗结果进行比较,结果显示,auto-HSCT组(n=97)和allo-HSCT组(n=50)患者3年PFS率分别为34%(95%CI:23%~46%)和20%(95%CI:10%~34%),3年OS率分别为64%(95%CI:52%~75%)和39%(95%CI:26%~54%),3年累积复发率分别为61%(95%CI:48%~72%)和38%(95%CI:25%~53%),3年非复发死亡率(non relapse mortality,NRM)分别为5%(95%CI:1%~11%)和41%(95%CI:28%~56%)。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与auto-HSCT相比,虽然allo-HSCT治疗PCL患者的累计复发率显著降低,但是其PFS和OS率无明显改善,甚至造成NRM显著增高。
一项前瞻性临床试验纳入40例新诊断pPCL患者,对其进行以硼替佐米为基础的化疗联合造血干细胞移植(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HSCT)疗效的研究,先对研究对象进行4个交替周期PAD(硼替佐米+多柔比星+地塞米松)方案和VCD(硼替佐米+环磷酰胺+地塞米松)方案诱导化疗,对诱导化疗有反应者即进行auto-HSCT,并且在接受auto-HSCT 3个月后,根据患者病情选择进行allo-HSCT或第二次auto-HSCT[20]。该研究结果显示,中位随访28.7个月后,接受1次auto-HSCT者(n=26)与未接受移植者(n=14)的中位OS期分别为36.3和10.5个月,这可证实auto-HSCT在pPCL治疗中的作用。但是进一步分析接受2次HSCT患者的生存数据发现,接受auto-HSCT后行allo-HSCT患者(n=17)的中位OS和PFS期分别为36.3和17.9个月,而接受2次auto-HSCT患者(n=7)的中位OS和PFS期均>40个月。该结果表明,auto-HSCT治疗pPCL患者的临床效果优于allo-HSCT。
然而,一项纳入7例pPCL患者的研究结果显示,美法仑、全身放疗与allo-HSCT联合应用,可使患者获得长期生存,其中5例移植成功者的PFS和OS期分别为49.9和49.9个月、47.3和47.3个月、13.2和28.6个月、10.2和10.2个月、6.7和6.7个月,并且无一例患者发生严重不良反应,治疗相关死亡率(treatment-related mortality,TRM)为29%(2/7)[21]。该结果提示,allo-HSCT在pPCL治疗中的作用仍值得进一步探索。
Nakaya等[22]对26例pPCL患者的研究结果显示,auto-HSCT组(n=6)患者OS期为40个月,allo-HSCT组(n=2)为55个月,接受2种HSCT组(n=2)为61个月,而未进行HSCT组(n=16)的OS期仅为28个月。虽然由于该研究纳入样本量有限,其结果可能存在一定误差,但是allo-HSCT在pPCL治疗中的作用仍较为肯定。
目前,allo-HSCT主要应用于pPCL的治疗,而其在sPCL方面的应用暂时缺乏临床数据,这可能与sPCL患者一般情况较差,不适合接受allo-HSCT有关。allo-HSCT是一种有潜力治愈pPCL的手段,患者接受allo-HSCT后复发率较低,但是由于其NRM较高,使得这一治疗方案的临床应用受到一定阻碍。因此,进一步临床试验探索有效预防及减低NRM的措施,可能为allo-HSCT治疗PCL患者带来新进展,使PCL患者临床获益。
IMiD具有抗肿瘤、免疫调节和抗血管生成等多种作用,其杀伤肿瘤作用通过多种机制实现,包括减少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生成、激活抑癌基因、诱导细胞凋亡等[23]。第1代IMiD沙利度胺对PCL的临床疗效欠佳,并且其可能导致严重的心、肺不良反应[24]。第2代IMiD来那度胺的化学结构与沙利度胺相似,但其对PCL的疗效优于沙利度胺,并且对脏器的不良反应亦较低。Musto等[14]采用auto-HSCT及Rd(来那度胺+低剂量地塞米松)方案对pPCL疗效的前瞻性临床试验,共计纳入23例初治pPCL患者,结果显示,完成4个疗程Rd方案治疗的15例患者中,ORR为93.3%(14/15),其中60%(9/15)患者达到VGPR或CR。
第3代IMiD泊马度胺在难治性MM中具有良好疗效。Mele等[25]对1例在MM阶段先后接受来那度胺+地塞米松、硼替佐米+美法仑+泼尼松、苯达莫司汀+地塞米松+来那度胺、硼替佐米+多柔比星+地塞米松方案治疗后效果不佳,病情进展至sPCL的患者,采用泊马度胺+地塞米松治疗,结果显示,该患者获得部分缓解(partial remission,PR),并且在诊断sPCL后6个月持续以泊马度胺+地塞米松方案治疗,该患者OS期>6个月,治疗期间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
蛋白酶体存在于所有真核细胞,能够降解蛋白质、影响细胞增殖和DNA修复。PI能使蛋白错误折叠而诱导未折叠蛋白应激反应,抑制核因子-κB,从而诱导细胞周期停滞和细胞凋亡[26]。第1代PI硼替佐米的主要作用机制是可逆性抑制26S蛋白酶体的糜蛋白酶活性。Musto等[27]采用硼替佐米治疗12例PCL患者的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其ORR为92%(11/12),其中,5例患者获得PR,4例获得VGPR,2例获得CR。这提示,硼替佐米是治疗PCL的有效药物。D′Arena等[28]进行的一项多中心回顾性研究纳入29例新诊断pPCL患者,其均接受含硼替佐米的联合疗法,结果显示,其ORR为79%,38%(11/29)患者获得VGPR或CR。这提示,硼替佐米对pPCL的治疗反应率较高。一项对42例PCL患者中位随访时间为51个月的研究结果显示,接受以硼替佐米为基础化疗(n=29)患者的ORR和中位OS期分别为69.0%(20/29)和13个月,均显著优于接受传统化疗者(n=13)的30.8%(4/13)和2个月(P<0.05);患者对硼替佐米的治疗反应是评价PCL患者预后的重要独立保护因素(P=0.004)[29]。Royer等[20]进行一项前瞻性Ⅱ期临床试验,共计纳入40例新诊断pPCL患者,观察以硼替佐米为基础的诱导化疗方案后联合HSCT对pPCL患者的疗效,结果显示,诱导化疗方案的ORR为69%(27/40),获得VGPR及以上疗效者比例为36%(14/40),其中有10%(4/40)患者获得CR;26例接受HSCT患者的中位OS期为36.3个月。对该项前瞻性研究的整体分析结果显示,最佳疗效达到VGPR及以上疗效者比例为59%(23/40);患者中位PFS和OS期分别为15.1和36.3个月。总体而言,pPCL患者对以硼替佐米为基础的诱导化疗有效率高,而联合HSCT对延长pPCL患者的生存期有益。
最近一项回顾性研究探讨mCBDA(大剂量环磷酰胺+硼替佐米+多柔比星+地塞米松)方案治疗MM和PCL患者的疗效,共计纳入140例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其中复发/难治性MM(relapsed/refractory MM,RRMM)患者为116例,PCL患者为11例,新诊断MM患者为13例,接受1~2个周期的mCBDA方案治疗患者为120例(86%,120/140),其余20例接受≥3个周期mCBDA方案治疗[30]。中位随访25.1个月的研究结果显示,RRMM、PCL、新诊断MM患者的ORR分别为85%、100%、100%,其中获得VGPR及以上疗效者比例分别为25%、30%、46%;三者中位PFS期分别是4.63、7.56、19.61个月,中位OS期分别为13.96、16.06、35.41个月;3年PFS率分别为4%、9%、28%,3年OS率分别为21%、9%、48%;TRM分别为0、9%、8%;使用mCBDA作为auto-HSCT的桥接治疗的RRMM患者的中位PFS期(11.48个月,95%CI:7.52~15.9个月)显著长于未使用mCBDA者(3.19个月,95%CI:2.4~3.75个月)[30]。虽然该结果中,mCBDA方案治疗RRMM、PCL、新诊断MM患者的ORR均较高,但是PFS和OS期相对较短,而且TRM相对较高,因此不建议PCL患者连续使用该方案超过2~3个周期,而应将mCBDA方案仅作为PCL患者接受HSCT或者其他新治疗方案前的桥接方案之一,以降低患者肿瘤负荷及早期病死率。
第2代PI伊沙佐米,是首个口服PI,可优先结合20S蛋白酶体的糜蛋白酶,并且能可逆性抑制其活性。伊沙佐米与来那度胺、地塞米松联合用于治疗RRMM已取得显著效果,目前采用伊沙佐米、泊马度胺和地塞米松联合治疗sPCL的临床研究(NCT02547662)正在进行中[31]。另一种第2代PI卡非佐米,通过不可逆性抑制20S蛋白酶体的糜蛋白酶,发挥抗肿瘤细胞增殖和促进凋亡的作用。该药物目前主要用于MM的治疗。一项使用卡非佐米联合非那昔布治疗PCL或RRMM患者的疗效的Ⅰ期临床试验(NCT01372540)和一项使用卡非佐米联合来那度胺治疗pPCL患者的多中心Ⅱ期临床试验(NTR5350)均正在进行中。
IMiD及PI单独治疗pPCL患者,具有较好疗效,而二者联合使用的RVD(来那度胺+硼替佐米+地塞米松)方案治疗sPCL患者亦有一定效果。sPCL是一种侵袭性很强的晚期肿瘤,通常对多种化疗药物具有耐药性,有研究纳入9例接受RVD方案化疗的sPCL患者,中位治疗周期为3个,研究结果显示,44.4%(4/9)患者对RVD化疗方案产生反应并达到PR及以上疗效,其中1例患者达CR,2例患者达VGPR,1例患者达PR;中位PFS和OS期分别为5.23和5.13个月;对化疗产生反应者(n=4)较对化疗无反应者(n=5)的中位PFS期(11.67个月比1.57个月,P=0.004 9)及中位OS期(7.93个月比2.93个月,P=0.047 2)均明显延长[32]。虽然随着IMiD和PI等新药的广泛使用,sPCL患者的治疗有效率和生存率均得到显著提高,但是与MM相比,sPCL患者的临床获益仍相对较小,总体预后仍然较差。因此,新作用机制的药物和治疗方法的开发和使用迫在眉睫。
细胞凋亡通路由B细胞淋巴瘤白血病(B-cell lymphoma/leukemia,BCL)-2,BCL-XL,BCL-W,髓细胞白血病(myeloid cell leukemia,MCL)-1等抗凋亡蛋白和BCL-2关联X蛋白(BCL-2 associated X,BAX),BCL-2拮抗/杀伤因子(BCL-2 homologous antago-nist/killer,BAK),BCL-2相互作用的细胞凋亡调节因子(BCL-2 interacting mediator of cell death, Bim),BH3结构域凋亡激动剂(BH3 interacting domain death agonist,BID),NOXA等促凋亡蛋白进行平衡调节。BCL-2抑制剂以抗凋亡蛋白BCL-2为靶点,诱导肿瘤细胞死亡。PCL患者通常伴有t(11;14),而研究表明,无论是在体内还是体外,伴有t(11;14)的浆细胞亚群高表达BCL-2,因此PCL可能对BCL-2抑制剂敏感[33]。
有研究纳入1例伴有t(11;14)的pPCL患者,其先后接受卡非佐米+来那度胺+地塞米松、硼替佐米+地塞米松+沙利度胺+顺铂+多柔比星+环磷酰胺+依托泊苷、美法仑+auto-HSCT治疗,短暂反应后复发,采用CD38单克隆抗体+多柔比星+环磷酰胺+地塞米松进行挽救治疗,效果仍欠佳,故在该挽救方案基础上加用BCL-2抑制剂治疗3个周期后,该患者骨髓活组织检查结果显示,无任何克隆浆细胞的形态学或免疫表型证据[2]。该结果提示,对于难治性pPCL患者,即使在多线药物治疗复发耐药情况下,采用基于BCL-2抑制剂的联合方案治疗,仍能够诱导具有t(11;14)的pPCL患者产生非常明显的治疗反应。另一例伴有t(11;14)复发性pPCL患者,单独使用BCL-2抑制剂治疗,也取得很好的疗效[33]。该例患者诊断为pPCL后接受2个疗程的硼替佐米+地塞米松和2个疗程的大剂量环磷酰胺+长春新碱+多柔比星+地塞米松诱导化疗,再进行auto-HSCT,患者达到VGPR,血清游离轻链(free light chain,FLC)比值正常;接受auto-HSCT后6个月,病情复发,血清λ型FLC比值升高、肾功能恶化,血清肌酐水平迅速升高,骨髓活组织检查结果示2%浆细胞浸润,PET/CT检查结果提示病情明显进展;该患者接受BCL-2抑制剂单药化疗1个疗程后,FLC比值恢复至正常参考值范围,化疗9个疗程后,骨髓微小残留病检测结果呈阴性,同时PET/CT检查结果显示病理改变消失[33]。这提示,对伴有t(11;14)的pPCL患者,BCL-2抑制剂是一种有潜力的新治疗选择。
目前普遍认为,CD38糖蛋白是对PCL各个阶段恶性浆细胞均有效的治疗靶点。达雷妥尤单抗是一种抗CD38抗体,对RRMM表现出令人瞩目的疗效[34]。因此,达雷妥尤单抗等CD38抗体未来可能成为PCL相关研究的热点。目前已有一项研究达雷妥尤单抗联合硼替佐米、地塞米松、多柔比星和来那度胺治疗PCL疗效的Ⅰ期临床试验(NCT03591744)正在进行中。
CAR-T免疫疗法是利用基因工程的方法,将识别目标抗原的单链抗体与铰链区、跨膜基序和T细胞的活化基序等结合为一体,利用该融合基因修饰T细胞,使其既能特异性识别并结合肿瘤抗原,又具备T细胞自我更新和杀伤能力,可不受肿瘤局部微环境免疫抑制、以非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限制性的方式特异性杀伤肿瘤细胞,从而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目前,CAR-T免疫疗法在RRMM(包括髓外浸润性MM)患者的治疗中显示出良好效果[35,36],虽然目前尚无其在PCL中应用的相关报道,但是鉴于上述2种疾病具有一定相似性,CAR-T免疫疗法有望成为PCL的有效治疗手段之一。
PCL是一种罕见且侵袭性强的浆细胞恶性肿瘤,该病患者早期病死率高,预后很差,并且目前尚无标准治疗方案。PCL治疗仍以MM的传统化疗方案为主。PCL患者对传统化疗方案受益有限,大多数sPCL患者对传统化疗反应极差。HSCT的应用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PCL患者预后,但是auto-HSCT的复发风险及allo-HSCT的非复发死亡风险仍然威胁PCL患者的长期生存。随着PI和IMiD等新药应用于PCL治疗,PCL患者预后有一定改善,而将新药诱导治疗与HSCT相结合,可能使PCL患者临床获益。因此,对于符合HSCT条件的患者,应尽早进行以PI/IMiD为基础的诱导化疗联合HSCT。其中,对有合适供体、年龄<50岁者,建议行清髓性预处理allo-HSCT,有合适供体而年龄≥50岁者建议行auto-HSCT后,再行减低剂量预处理的allo-HSCT;对无合适供体者,建议行双次auto-HSCT;对年龄较大、不符合HSCT条件者,可以选择以硼替佐米为基础的联合化疗[37]。此外,正在研制中的新药对PCL的疗效,仍有待进一步临床试验结果证实。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