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不凡的英国医学传教士科龄
蒋育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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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3760/cma.j.issn.0255-7053.2018.01.013
Thomas Cochrane, an extraordinary British medical missionary in modern China
JIANG Yu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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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3760/cma.j.issn.0255-7053.2018.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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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06年2月，协和医学堂举行了开业仪式。医学堂的开办要归功于来自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医疗传教士科龄(Thomas Cochrane, 1866—1953)。科龄经历了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上巨大的政治与社会变革。作为英国传教士，他在以蒙古族人为主的辽宁朝阳亲身体验了中国的贫困和缺医少药状况；躲过了义和团运动对外国人及中外基督徒和传教士的追杀。随后，他亲近中国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并得到其青睐和赏识。中华民国建立后，他亲自将自己缔造的医学堂转交到美国资本慈善组织旗下。科龄在中国的不到30年的经历正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医疗卫生、教育、思想意识乃至世界治理格局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的缩影。
科龄;协和医学堂;北京协和医学院;洛克菲勒基金会;罗氏驻华医社(CMB)
ABSTRACT
In February 1906, Union Medical College (UMC, Peking) held the opening ceremony. The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of the College was mostly attributed to Thomas Cochrane (1866—1953) from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As a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Cochrane lived through the dramatic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s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and the world.As an English medical missionary, he witnessed and experienced the extreme poverty and severe shortage of medicine of the Chinese people when he was in Chaoyang, Liaoning Province, most inhabited by the Mongolian ethnic group. Then, he survived the Boxer Movement which with great resentment toward Christianity massacred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missionaries. After that, he approached to and then won over the trust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highest ruler of the Qing Dynast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Republic of China, he handed over in person the college established by himself to the philanthropic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capitalist. Cochrane’s less than 30 years of life in China mirrored the great political, social, healthy, educational, intellectual, and ideological changes in China that shaped the medicine and health at the turn of the 20 th century.
Thomas Cochrane;Union Medical College;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Rockefeller Foundation;Chinese Medical Board (C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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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蒋育红. 近代不凡的英国医学传教士科龄[J]. 中华医史杂志,2018,48(1)：54-60.
DOI:10.3760/cma.j.issn.0255-7053.2018.01.013评价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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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辽宁朝阳的亲身经历孕育了传教思路
1866年11月12日，科龄出生于苏格兰格瑞诺克(Greenock)威灵顿街(Wellington Street)的一个工人家庭，1953年在英国品那那尔·米得塞克思(Pinner Middelsex)去世。
科龄13岁丧父，因此很早在码头工作来赡养家庭，同时坚持参加夜校学习。之后他成为福音教派的坚定的教徒。1896年他29岁从格拉斯哥大学(Glasgow)毕业。拿到学位后开始在伦敦会工作，其间要求被派往"工作最多而工作人员最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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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伦敦会将他和妻子(Grace Hamilton Greenhill)派往中国辽宁朝阳(当时属于蒙古)，替代那里的伦敦会传教士葛雅各(James Gilmore)。朝阳地广人稀，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方圆1 000英里以内只有他一个医生。之后，又有2名传教士詹姆斯·里德尔(James Liddell)牧师夫妇(电影"烈火战车"男主角的父母原型)到了朝阳，减轻了他的传教压力。他的2个孩子分别于1897年和1899年在朝阳和北戴河出生。
科龄在朝阳的医疗工作主要是给居住分散的蒙古族牧民及汉族人看病。此间，他疯狂地向伦敦会写信，指出医疗场所缺少，很多病人都是远道而来，没有钱和食物，"常常有天花和其他传染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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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朝阳是个道教、喇嘛教、伊斯兰教3个宗教汇聚的地方，传教难度很大，但作为虔诚传教士的他还是开设了"《圣经》班"。这3年中，科龄学习了中文、中国历史，研究了宗教与文化。他深刻认识到中国人几千年信奉的儒教与宣扬人的罪恶观和拯救者的基督教有很大不同，进而思考怎样让当地人放弃儒教而追寻基督。以英国为首的列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打破了中国的与世隔绝，用武力支撑其外交、贸易，将各种赔款割地的屈辱与苦难强加给中国，在基督教的传播的同时也传播了鸦片。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传教士总是与他自己母国分不开的，因此人们不可避免地将传教士与其母国所犯下的罪行联系起来，而抱有憎恨的情绪。科龄曾碰到过一个华人贵妇，向他的手掌心里吐了口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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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在北京流行着各种关于外国医生残酷对待华人的谣言。而义和团集中体现了这种害怕和憎恨的紧张情绪。1900年2月初，义和团波及到朝阳，科龄及里德尔两家人逃出了义和团的追杀，回到英国。
2. 在北京实现了更大的抱负
2.1 恢复伦敦会的北京京施医院
早在朝阳时，科龄愈加感到医治一些简单的疾病与自己的理想——在整个中国传播福音有很大差距。1901年，在义和团运动平息之后，伦敦会派科龄到北京恢复被义和团毁坏的北京京施医院(也称京施医院或施医院)。这家医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咸丰辛酉年(1861)，当年是由第1个在北京传播西方医学的伦敦会医学传教士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 1811—1896)开办的一个药局——英文为"Peking Hospital"。1864年，德贞(John Dudgeon，1837—1901)在伦敦会的安排下接替雒魏林，并于1865年在"北京创办第一所近代化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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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虽然施医院在北京的达官贵人、驻华使节、甚至某些民众中的声誉很好，但依然在义和团运动中造到了严重毁坏。德贞与科龄虽然毕业于同一所大学且同为伦敦会工作，但2人的理念有所不同。"德贞与伦敦会之间曾就如何界定'医学传教士’身份与责任发生争执，差会关心的是医学传教士如何更好地以医学为工具，服务传教事业，而以德贞为代表的一部分医学传教士思考的是，医学传教士如何承担医学传播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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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因此，德贞1894年宣布脱离伦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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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德贞不同，科龄认为医疗事业是福音的一部分，是传播基督教义的媒介。他把自己的理想抱负放在传教而非医疗上，但他所面临的是在首都交织的憎恨外国人的不利环境。施医院所处地点为北京城中心区域，南邻各国驻华公使馆的东交民巷，离紫禁城仅有1公里远。在医院的北面，1901—1908年一直树立着克林德牌坊(Kettelen Mon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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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之后《辛丑条约》的屈辱象征。在当时的清帝国，所有西方进步科学知识与成就都遭到抵制。科龄反思包括英帝国在内的列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并思考如何在饱含着憎恨外国的民族情绪、复杂的清廷对外态度、落后的中国经济等社会环境下开展医疗传教活动。
清末的北京在外国人眼中是一座反差强烈的城市：美丽雄伟的宫殿和大宅院，与肮脏、破败不堪、摇摇欲坠的贫民窟比邻；到处是衣不遮体的乞丐和残疾、饥饿、营养不良的民众，而同时夹杂着身穿绫罗绸缎、坐着轿子对贫穷熟视无睹的富人。科龄也发现在帝都没有一点病菌、污染、清洁、卫生的概念，没有任何公共卫生法规，没有人来领导对抗疫情，科龄忧伤地写到："他们是如此肮脏和无知"，"总是有疾病的威胁，伤寒、疟疾、天花等传染病，使得传教士的死亡率和生病率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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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在当时传教士对中国的描述中，总会出现肮脏(dirty, filthy)等词。"华人'不洁’不只具有身体生活和居住环境意义，同时还被外人定义为华人的民族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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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华人生活习俗、居住环境的'不洁’和'污秽’，在外人讲述中开始与烈性传染病蔓延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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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科龄认为，没有雇佣老妈子，"无疑是我们很健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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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向以世界文明与艺术中心自居的中国人，把西方人当作"长毛野蛮人"，再加上中外文化、卫生习俗不同，大多数中国人与外国人鲜有社交往来，富裕的华人也大多不欢迎基督教，不想同"洋人"有任何联系。像所有医疗传教士一样，科龄笃信要为耶稣赢得中国人，就必须改善穷人的生活和疾病状况，拯救生命并用现代科学教育他们。
2.2 争取清政府支持和资助
科龄的目标是要计划兴建一家学堂和医院培养中国医学生，这是"对中国有形的、真实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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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因此需要得到清朝统治者的许可。他知道慈禧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也知道慈禧对医疗很感兴趣，可以为自己诊病开方。光绪曾经有一次让患痈的朝臣去找施医院治病(一般情况下，朝廷先去找中医看病，如无效再去找外国医生)。
1902年霍乱在整个北京城蔓延，而义和团刚过，对外国人的仇恨还在延续，科龄只得向当时担任大清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寻求帮助和建议。赫德注意到，与大多数鄙视中国人的英国外交官甚至某些传教士不同，科龄显示出对华人的关心，所以他写信把科龄介绍给了被认为是具有自由思想的肃亲王。肃亲王命令在科龄用中文起草的包括微生物和预防消毒等概念的防范霍乱的告示加盖了朝廷印章，张贴到重要地方。虽然有数以千计的人死于霍乱，但疫情还是控制住了。科龄说这是中国开展的第1个官方的、现代意义的卫生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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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疫情的控制使科龄逐渐赢得了清朝上层社会的认可，再加上与赫德的友谊，科龄成为清代宫廷的官方医疗顾问，配有轿子，经常为肃亲王及家人看病。科龄还医治过慈禧的侄女德妃，为了治病，德妃把科龄认作自己的妹夫。科龄的中国病人很多，包括乞丐、太监、思想自由的华人、公使馆人员、王公贵族及达官贵人。
1904年春天的一天，慈禧最信赖的人——太监总管李连英到科龄的家里看病。科龄借机向李莲英讲了自己希望为华人学生开办学校、用北方官话教课的设想，打动了李莲英。科龄还利用大臣给那桐母亲看病的机会，请那桐帮助拟定了向慈禧的请求并代呈慈禧。同年5月18日，科龄上书清朝廷，申请在京开办协和医学堂。5月29日得到批准，地址定于东单牌楼以北，双旗杆南路西。慈禧捐赠1万银元予以资助。消息很快传播到了各地，西方国家的报纸头版都刊载了这一令人吃惊的消息：中国皇太后不仅捐赠了大笔钱，还官方同意"在中国成立第一个为华人孩子开办的培训学堂，由外国传教士当教员，而在五年前，慈禧可能会把他们赐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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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那桐及其女儿、母亲募集了永久性资助学堂运行的款项。协和医学堂是第1所得到清朝廷资助的外国学校。
2.3 联合各教会开办医学堂
科龄在朝阳独自工作的艰辛使他深刻认识到联合各方资源的重要性。《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很多欧洲和美国外国教会开始返回中国，但他们各种独立，互相排斥，没有合作的意识。科龄受伦敦会的委托，负责组织协调华北的教育事业。他联合了几个英美教会，组成华北教育联盟(曾被称为华北协和文学会，North China Education Union)(协和医学堂章程．北京协和医学院档案室藏，档案号：0468)。该联盟由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 Mission)、伦敦会(London Mission)和美国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组成，并在科学、神学、文学以及医学几个方面开展教学工作。后期，美部会(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的汇文大学堂同意将其医学院与伦敦会建立的(学院)，以"协和医学堂"命名，由华北教育联盟和汇文大学堂的代表负责医学堂的教务工作。协和医学堂开业后，进一步得到了圣公会华北教区(the Church of England North China Mission)和伦敦医学传教协会(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的支持，伦敦医学传教协会在伦敦成立了委员会，专门负责为医学堂提供更多的教师。在北京，有5个教会机构参与了医学堂的开办，另外一家机构在英国与中国密切联系，为学堂提供远程支持(协和医学堂章程，北京协和医学院档案室藏，档案号：0468)。
在清朝廷的资金优惠政策和人脉的支持下，医学堂的教学楼和宿舍楼于1906年1月完工，协和医学堂在1906年2月12—13日举行了盛大的开业仪式，14日正式开学，招收了39名男生入学。在医学堂的校舍及设备所支出的62 660两白银中，有22 477.7两白银由华人捐赠，而其中的10 000白银来自慈禧太后的捐赠。另外的10 115.2两白银(由那桐与赵尔巽筹集)。北京的外籍人士捐赠数额达2 002.3两白银，伦敦会则达38 180两白银。1906年协和医学堂的年度报告称："截至今日，支出和收入虽正好平衡，但是如果想要完成医学堂规划中的所有建筑及设备，还需要一万四千两白银；另外，为了给学生提供宿舍，还需要筹集更多的善款。除去所有这些之外，预计每年还需要两万两白银用于现有的各项开销"(协和医学堂年度报告[1906年]，北京协和医学院档案室藏，档案号：0468)。
科龄成为医学堂第1任监督(校长)。在很多西方传教文献中，都把他作为北京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的缔造者。开业仪式盛况空前。那桐代表慈禧出席开业仪式，还有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Ernest Satow)、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Hon. W. W. Rockhill)、赫德、英美教会代表及其他外国名人显贵及眷属等。赫德爵士在开业仪式上发言提到："特别归功于一个人的付出，促成了联合(协和，union)的精神——很多方面在于他的指引，并使之付诸于行动。他就是协和医学堂的监督科龄博士，对他的每一份致谢都源于这份联合。这不管是为联合会工作，为监管这栋大楼及准备，还是为谋求本土与外国人的各种同情与援助。他也成为今天的'鼻祖’之一，后人对他的尊敬绝不会少于我们在场的人对雒魏林的敬仰"(协和医学堂年度报告[1906年]，北京协和医学院档案室藏，档案号：0468 )。
1906年，慈禧亲自接见了科龄，科龄是惟一获此殊荣的外国传教士。1906年2月3日，科龄上书给学部，申请学部授予医学堂学生同中国官立学堂同等的文凭。他的申请得到批准，医学堂成为清朝惟一享此殊荣的外国人开办的学堂。
科龄还亲自给学生授课，他执着地坚持用中文授课，开设低年级学生的骨学、关节和韧带课程，对于高年级学生，则在骨学、关节和韧带知识的基础上加上了较低程度的解剖实习。他挑选适合译成中文并便于华人学生理解的医学课本。他用一具法国人体解剖模型讲解了腿部的解剖实践课。1907年，科龄在居住地附近兴建了后来的伦敦会的妇婴医院。他还在北京周边为穷人和乞丐开办了3个药局。1910年，在中国教员谢恩增的帮助下，他完成了希思(Heath)的《解剖学》(
Anatomy)一书的翻译工作，并印刷出版供学生使用。他还在医学堂组织了学生青年会(Student Christian Association)，负责传教及吸纳非基督徒学生入教。该协会在1915年之后被保留下来。
3. 重视实地调查、多方联合、传教本土化
在义和团末期，虽然有新的欧美医院开办，但清廷不允许医院传教。科龄的目标很明确：严格遵循基督教的治病传统，既要治病也要传教。他一直希望能让慈禧对基督教改变看法，但到1908年慈禧去世都没有做到。
1911年开始，科龄虽还担任医学堂的荣誉监督，但不再教授课程，其工作重心已经转向全国各地的教会工作。他对英国外交界对传教不热心感到不满，在伦敦会的鼓励下，他在上海成立了办公中心，监管传教工作，他去各地的伦敦会和其他教会传教，宣传其宗教发展思路，强调传教工作要当地化。
科龄是传教士中强调实地调查的少数人之一。早在1913年，"中国基督文学会(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of China)"发表了他撰写的《中国传教职业的调查》(
Survey of the Missionary Occupation of China)，文章还有职业教士在中国各省的分布地图(Atlas of China in Provinces Showing Missionary Occupation)。1918年，他与罗兰德·艾伦(Roland Allen)、西德尼·克拉克(Sidney J．W. Clark)一起成为调研理事会(Survey Trust)的理事，1920年，他和艾伦合作发表了《传教调查是帮助外国教会智力合作的手段》(
Missionary Survey as an Aid to Intelligent Co－operation in Foreign Mission)。在1913年的调查报告的总结部分(第24章)，他谈到"正如我们在22章所提到过，在整个中国基督教慈善的花销是很低的，每个人头有1美元——如果没有捐献的增加，自给自足的情况不会有大的改观，更不要说自我增长"。他根据自己在华传教的经验，计算了在中国每个镇传教所需要投入的人力。他总结并特别强调了传教需要靠华人传教士来解决外国传教士人员不足和当地人不易接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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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报告中，他还引入了在印度的事例，并总结论述到，传教应该"当地化"，比如要穿当地人的衣服，说当地的语言。他的理念并不是单纯的接受捐赠，而是认为应该在传教上增加支出。他认为传教应该集中于高等教育，他也预见到"大学将逐渐塑造公众舆论并引导这个民族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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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科龄一直很推崇在中国的基督教各种力量之间的和谐、合作和联合。传教应该制定工作计划协调各方力量。科龄的想法是每年通过完善省的机构，在中国成立中国基督教教会，每年向各省输送平均100名中国牧师是最理想的。他的理想是"为中国制定计划，为其他国家制定计划，然后是世界的计划，这样一个愿景和要求将激发基督精神，提供适当的资金和协调一致，达到我们的需求，占领没有福音传教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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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决策将医学堂转卖给洛克菲勒基金会
早在医学堂开办之初，医学堂的资金缺乏一直是令科龄最焦虑的问题。在筹办医学堂及其运行中，他都承担了极大的资金压力。在1911年第1届毕业典礼上，科龄说："英国的朋友为我们提供了六万银元修建新的医院，如果更高效地工作，学堂每年需要更多的建设费用和维持费用。我们需要公共卫生与细菌实验室，还需要增加医院各专科的科室。此外，我们还有非常多未尽之事，故最诚挚地渴望能够得到更多捐赠。"(协和医学堂年度报告[1910—1911年]．北京协和医学院档案室藏，档案号：0468)
中国的所有教会医院都面临资金短缺，工资很低，连添置设备和建筑都是靠募集资金或从所属国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资金，更不用说开展研究了。慈禧去世后，科龄预感到医学堂的前景不乐观。医学堂的医疗、办学等规模不断扩大，"但清政府对协和医学堂的捐助仍旧停留在每年万两，……再度陷入经费拮据的困难处境。1911年9月，科龄不得不再次向清政府申请补助。此时的大清王朝已奄奄一息！国库亏空，但外务部和税务处硬是各挤出1 000两捐助协和医学堂。虽然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这足以证明清政府对协和医学堂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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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虽然英国还是世界上第一强国，但美国开始崛起并在海外扩张，大企业的创建者们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如卡内基等纷纷投入慈善事业中；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把目光投向了中国。
洛克菲勒对中国开展慈善的想法早在1909年将"东方教育考察团"派往中国时就已经开始了，但当时的清政府拒绝了洛克菲勒家族在中国开办像芝加哥大学一样的综合大学的提议。
1914年，正当医学堂与华北教育联盟一同商讨扩大联盟计划，准备扩大医院及教学规模并为筹措资金而苦闷时，洛克非勒基金会派了第1个医学考察团到中国调查医学教育状况。从1914年4月末到5月14日，他们总共考察了17所医学校(多为教会医学校)和97所医院(包括官办的、日本人办的医院)，还受到了中华民国总统的接见。这让担任医学堂名誉监督的科龄燃起很大的期待。而此时，考察团也把目光锁在了医学堂，在考察报告中对医学堂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协和医学堂尽管其组织不尽人意，但看起来成立的基础更牢固，比中国其他教会医院得到的资助更多。该校有最大的教师队伍，比其他学校更多的学生和毕业生，……考察团认为应该在北京保留一个强劲的医学校，如果可能，从教会学校开始，可以用其经验而不是开办一个新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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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报告，1914年11月30日，洛克菲勒基金会经过投票决定："如考察团建议，创建一个机构，命名为'罗氏驻华医社’(C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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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管中国的医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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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根据考察团的建议，CMB同伦敦会合作，处理医学堂的事宜。CMB第1任主任鲍垂克(Wallace Buttrick)要求科龄代表伦敦会去纽约讨论移交医学堂的事情，伦敦和纽约经过多次磋商，最终达成协议，CMB购得伦敦会在协和医学堂的地产。
1915年7月1日，CMB开始全面接管医学堂。12月12日，在钱星海(Archibald P. Chian)与医学堂秘书孙继昌(G.G. Wilson)的见证下，由英国伦敦教会总会全权代表金修真(Thomas Biggin)签定买卖契约，将东单牌楼附近共5处房产以美金15万元8千1百70元3角7分卖给了CMB(协和医学堂档案．北京协和医学院档案室藏，档案号：088)。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取得协和医学堂的财权和管理权上，科龄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科龄将自己倾注了大量心血一手缔造的医学堂出卖给洛克菲勒基金会，除了财务拮据的原因外，还有其他的考量。他与CMB都认为医学是中国最需要的领域，也是中国最大的接受点，可以表达上帝对中国人的热爱。
科龄的理想是要把医学堂建成为中国的英国皇家医学院，成为全中国最好的医疗培训学院，建立一个其他人可以仿效的榜样，这也与洛克菲勒开办最好的医学院的愿景相吻合。且利他主义是科龄所追求的基督精神。"科龄自己没有实际上的选择。如果医学堂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其雄厚的资金开始帮助中国卫生问题的选择，那么自己不会也不能挡路。"也将辞职从而给基金会"一个公平的机会，用自己方式塑造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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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科龄也有忧虑。企业家出身的洛克菲勒更会从经济角度考虑一个民族的健康问题。再加上洛克菲勒董事会决定用英文而不是像科龄所一直坚持的用中文教学，所以科龄担心："最终每个中国人会不会首先效忠美国？""这样的物质主义态度难道不会导致对美国的崇拜而不去崇拜上帝？中国在医学科学、卫生与自我保护方面保守，自我封闭；但中国在艺术与道德方面比西方有更纯净、更现实的理念。科龄希望中国摆脱腐败和专制从而通过建立新的更公平和平等的社会，每个人在其中都是独立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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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15年后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及CMB的关系
协和医学堂转交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旗下后，科龄返回伦敦并开办了《世界主宰运动》(
World Dominion)杂志，宣传世界各地的基督运动，他在伦敦会总部工作，同时也在国家世俗传教士运动(National Laymen’s Missionary Movement)就职。1931年，他在伦敦购买了米得中心(Midmay Center)作为"世界福音传播运动"(Movement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的基地。1949年，他编纂了《世界基督教手册》 (
World Christian Handbook)。
1921年，协和医学院举办了盛大的开业仪式，洛克菲勒二世亲自率领20多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典礼，其中包括美国的医学领袖韦尔奇(William Welch)。参加典礼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医学精英，中外政府要员与各界名流，也邀请了中国各地的医疗传教士代表。15年前一手创办了医学堂的科龄也应邀"见证自己的事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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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美国人的雄厚资本和美国方式运转下的医学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23年，科龄任大不列颠及爱尔兰教会会议(Conference of Missionary Societies in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的秘书，他一直关注着协和医学院的福音工作。1923年2月27日他给时任协和医学院校长胡恒德(Henry S. Houghton)写信传递自己福音工作会的信息，并提到自己写的一篇文章中讲述了早年在医学堂的福音工作，他对协和医学院社会与宗教服务部的伊文思(R.K. Evans)的病倒深感忧虑，希望替补能很快到位加强并完善宗教工作。
然而，科龄与"举止保守、感情强烈、对协和有强烈的个人责任感、目的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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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和医学院校长及CMB驻华代表顾临(R. S. Greene)之间的关系一向不顺畅。古板的顾临非常重视协和医学院的管理不受任何干扰，显然对科龄这位早期缔造者敬而远之，对他的提议也不甚热心。1923年3月2日顾临在给科龄的信里，礼貌地感谢他积极向协和医学院推荐教授人选，信中指出生化系的主任中国人吴宪非常能干，董事会对他的能力很有信心，以后会提升他。"我们热切的盼望这个系在中国人的领导下发展，1923开始我们在这个系聘任有严彩韵，1924有哈佛的林，从科学角度看，他们的教育经历非常出色""在现在情况下，考虑在吴宪手下纳入外国人是不明智的，因为我们目前有华人人选"(科龄[1934年]．北京协和医学院档案室藏，档案号：076017)。
1924年1月3日，科龄在给顾临的信中提到要在中国开展麻风病的项目，而顾临在2月1日的回信中，婉言说洛克菲勒基金会没有开展类似的项目(科龄[1934年]．北京协和医学院档案室藏，档案号：0076017号)。科龄希望密切协和医学院与孝感麻疯病医院的关系，顾临在1924年3月10日的信中表示，不管是CMB还是协和医学院，都无法给该医院提供资金支持："对于我来说这完全不在CMB的项目之内"(科龄[1934年]．北京协和医学院档案室藏，档案号：076019号)。
1923年4月30日，伦敦会的外事秘书郝金斯(F. H Hawkins)给顾临的信里提到，希望设立与协和医学堂相关的"科龄奖学金"(The Cochrane Scholarship)，并很高兴顾临同意"以此方式纪念协和的缔造者"，并称现在就可以提供6 000墨西哥银元作为基金，这个基金在中国投资，每年都会有400大洋的收入，科龄写信说"我发现学校年度公告中提到，每学年的花费(不包括衣服和旅行)要200到250银元，建议这个收入设立两个奖学金，并在年度公告中写明"(科龄[1934年].北京协和医学院档案室，档案号：076013)。对于在年度公告中公布这些数字等问题，顾临有保留意见。虽然协和医学院年度公告中写道："他(科龄)创办和组建了协和医学堂，并出任第一任监督(校长)。1915年，他协商并把医学堂转给罗氏驻华医社。为了纪念其工作，每年捐赠医学堂200银元为奖学金，共11 000墨西哥银元的作为基金给协和医学院，其收入用于给困难学生继续在协和的学业提供奖学金和贷款。一年级至四年级的学生可以申请这个奖学金。"但删除了霍金斯起草的关于科龄更多的背景介绍。科龄对这个奖学金非常关注，经常要求协和医学院报告奖学金使用情况。
1915年后，科龄继续代表伦敦会在协和医学院董事会中任职，直到1929年董事会重组时，才连同其他的外籍教会董事一起，让位给新当选的中国籍董事。随着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不断发展，其宗教特性逐渐减弱。大多数教师也不再是严格的基督徒，宗教教育从未成为课程设置的一部分，宗教社会服务部在自愿的基础上提供宗教服务。
1934年春，科龄造访北京时再次访问了协和医学院。在协和医学院的每周公报上非常简短地记载了他的来访："学院本周很高兴欢迎科龄大夫回到北平，科龄大夫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前身协和医学堂的组织者之一，他将在此访问1周，于1月21日协和礼拜日上发表了讲话。科龄先生的名字通过其建立的奖学金而让协和师生所知，该奖学金专门为本科生提供物质帮助。"(每周公报．北京协和医学院档案室藏，档案号：0427)。这篇报道甚至比来自维也纳的解剖教授的来访报道还要短些。
之后，科龄途经纽约回英国前写信给洛克菲勒二世："惟有一种责任感，迫使我非常不愉快地写下了这封信。那些人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建立了这所学校；他们是致力于医学的传教士，而不仅仅是传播医学知识的传教士。这所学校正在偏离原来的路。它或许因为卓越而成为东方最有影响力的一所学校。可是，我非常郑重地警告，这所学校正在发生本质上的变化，正往下坡走。今日中国最迫切需要的不是医学之科学，而是人的素质。如果能够遏制目前学校的发展趋势，充分关注我在此处用已经很留情面的语言所指出的情形，协和或许能满足这两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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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而早在1915年洛克菲勒写信保证要求协和医学院的人员有"高尚的传教精神和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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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在签订转让协议时，鲍垂克也再次给予"最郑重的承诺，如果这项转让成功，学院仍将作为基督教会学校，继续按着现在的模式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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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基于这个承诺，洛克菲勒二世安排三世与科龄在纽约会面。科龄指责了顾临"在科龄看来，顾临先生过于亲近中国人，他太急于把北京协和医学院移交给中国人，这并不利于医学院的最高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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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总裁文森特(George E. Vincent)在科龄访问时写道："把现代医学的高效培训与福音的虔诚相结合是个难题""这不是个好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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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但洛克菲勒及CMB对教会和科龄这一承诺也直接导致了科龄对顾临及协和医学院的极端不满和冲突，而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要求顾临辞职的导火线。
6. 结语
科龄最初的传教经历，是在荒无人烟的蒙古孤立无助地宣教、治病。再次返回中国后，他脱颖而出，达到了其他医学传教士所不能企及的事业巅峰。他表现出了与其他传教士所不同的领导力、调查研究能力、与各界人士打交道的人际交往能力。他坚持不懈地争取清朝廷对医学堂的支持和各种待遇，在转让医学堂过程中体现了审时度势、思路开阔的特征。在传教事业上，他从不动摇，甚至不惜与洛克菲勒对峙，坚持医学教育中的传教特质。
在对待华人的态度上，科龄显然与同时代的大多数英国人大不相同。作为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普通医疗传教士，他赢得了赫德的鼎力帮助和中国皇亲国戚大力的资金支持。虽然他是虔诚的福音基督徒，但他的思维灵活，知道并善于利用各种人脉资源，以达到传播福音的目的。
科龄非常具备宗教领导者的特征。他深感联合各方力量的重要性，"医学堂在中国最具战略意义，占据独一无二的位置。另外，通过使该学堂在中国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中国的基督团体将从此受益匪浅。一个教会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结束。未来将与那些携手努力的人们同在。"(协和医学堂年度报告[1907年]．北京协和医学院档案室藏，档案号：0468)
协和医学堂从英国教会开办的高等学校变卖给了有雄厚资本实力支持的美国企业家族开办的慈善基金会，这个转变的意义不仅在于所属权的变更。在此过程中，作为虔诚的福音传教士的科龄起到了决定作用。这个所属权的变更映射出世界格局的变化及国际医疗卫生主导力的转移。
科龄对效率和资金的重视与洛克菲勒家族的美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不谋而合，这也是为什么他积极促进医学堂被洛克菲勒基金会收购的深层原因。但与洛克菲勒基金会最大的不同是，他所做的一切并不是其想在中国传播现代医学，而是要利用医学传播基督福音，并在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坚守了这个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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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信息
A
1900年，德国公使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从东交民巷前往东堂子胡同总理衙门，途经西总布胡同西口时，被正在巡逻的神机营霆字队枪八队章京恩海打死，成为八国联军侵华的导火线之一。1901年，在德国压力下，清政府开始修建克林德牌楼，1903年完工。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后，于1908年将牌楼拆除。
B
罗氏驻华医社：China Medical Board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简称CMB, 1928年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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