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USPSTF时隔5年后更新了其于2016年制定的CRC筛查指南 ^{[ 29 ]}，指出具有平均风险（无CRC、腺瘤性息肉、炎症性肠病病史，无家族史）的45~75岁无症状人群应当参加CRC筛查；76~85岁人群是否参与筛查，应当根据其健康状况、此前是否参加过筛查及个人意愿决定；此前未筛查过的人群此时参加更可能从中获益；86岁以上不建议参加筛查。可选择的筛查项目包括：（1）每年进行1次高敏gFOBT；（2）每年进行1次FIT；（3）每1~3年进行1次多靶点粪便FIT-DNA；（4）每10年进行1次结肠镜检查；（5）每5年进行1次CT结肠成像；（6）每5年进行1次软式乙状结肠镜检查；（7）每10年进行1次软式乙状结肠镜检查+每年进行1次FIT。该指南并未指出单一的首选筛查措施，而是提出多种可选的筛查方式，可根据患者个体情况选择，这有助于提高患者的依从性。类似地，鉴于我国城乡差异、地域差异巨大的现况，可以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地选择筛查策略。

ACG于2021年更新了其2017年发布的筛查指南 ^{[ 30 ]}。该指南强烈推荐对50~75岁平均风险人群进行CRC筛查，有条件推荐对45~49岁平均风险人群进行筛查，以降低晚期腺瘤、CRC的发生率和CRC的死亡率；而75岁以上人群则根据个体情况决定。筛查方式：每10年进行1次结肠镜检查或每年进行1次FIT为首选方式；不能接受首选方式者，可选择每5~10年进行1次乙状结肠镜检查，每3年进行1次多靶点粪便FIT-DNA检查，每5年进行1次CT结肠成像，或每5年进行1次胶囊内镜检查。Septin9不被推荐用于CRC筛查。在多种筛查方式中，该指南提出了结肠镜检查与FIT是更为首选的方式；同时在可替代方式中将胶囊内镜作为一种选择。

该指南对于有家族史者提出了额外的有条件推荐意见。如果有1位一级亲属在60岁之前被诊断为CRC或进展期息肉，或有2位及以上一级亲属在任何年龄被诊断为CRC或进展期息肉，建议在40岁或亲属最低患病年龄的10年之前（取两者间更早者）选择结肠镜检查进行CRC筛查，此后每5年进行1次检查。如果有1位一级亲属60岁之后被诊断为CRC或进展期息肉，则建议在40岁或亲属最低患病年龄的10年之前开始筛查，随后恢复一般筛查程序。家族性CRC负担较重者（受影响亲属数量较多和/或年龄较轻），建议接受遗传评估。

化学预防方面，该指南有条件推荐50~69岁、未来10年心血管疾病风险≥10%、出血风险不高且愿意服用阿司匹林至少10年以降低CRC风险的个体服用低剂量阿司匹林；但同时指出，服用阿司匹林不能替代CRC筛查。

此外，该指南还对内镜操作进行了规范，要求所有参加CRC筛查的内镜医师盲肠到达率（CIR）>95%、腺瘤检出率（ADR）≥25%，退镜时间（WT）>6 min。

关于如何提高人群对CRC筛查的依从性，该指南也给出了推荐意见：采取有组织筛查而非机会性筛查；向患者提供引导及提醒，由临床医师（初级保健服务提供者或全科医师）进行学术干预，采用临床决策支持工具等。这些提高CRC筛查依从性的策略也为我国未来筛查系统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参考。

在NHMRC 2017年颁布的指南中 ^{[ 31 ]}，建议50~74岁平均风险无症状人群每2年进行1次FIT，一旦结果为阳性，应尽快完善结肠镜检查。该指南还提出了一些其他提高筛查效果的策略，如在50~74岁每年进行FIT；在50岁进行1次结肠镜检查，随后每2年进行1次FIT检查；在55、65、75岁分别进行1次结肠镜检查；在50~74岁每2年进行1次FIT并对结果为阴性者在50岁或54、64、74岁进行软式乙状结肠镜检查等。该指南最终确定的筛查策略在澳大利亚国内目前条件下在获益、损害与成本-效益之间取得了最佳平衡。该指南还指出，对于一、二级亲属中有CRC家族史者，其每2年进行1次FIT的起始年龄应当根据患病亲属的数量与年龄不同程度地提前，此外，还需增加每5年1次的结肠镜检查。

CTFPHC 2016年发布的CRC筛查推荐意见 ^{[ 32 ]}将CRC非高危者定义为不存在下列情况者：（1）CRC或息肉、炎症性肠病；（2）CRC的体征或症状；（3）1个或多个一级亲属CRC病史；（4）CRC相关遗传综合征。该指南强推荐60~74岁人群进行CRC筛查，对于50~59岁人群为弱推荐，75岁以上则不再推荐或依据个体情况推荐。具体筛查方式建议为每2年进行1次gFOBT或FIT，或每10年进行1次软式乙状结肠镜检查。考虑到结肠镜检查消耗的额外医疗资源与带来的并发症风险，不推荐直接将其作为筛查方式。

2020年，国家癌症中心中国结直肠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制定专家组制定了《中国结直肠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2020，北京）》 ^{[ 15 ]}，这是我国首部基于循证医学证据而非专家共识意见的CRC筛查指南，其证据检索纳入了本地的研究结果，更适合我国国情，更利于在我国的临床实践中对CRC筛查方案与早诊早治技术进行规范。该指南将不具有下列危险因素者定义为一般风险人群：（1）一级亲属有CRC病史；（2）本人有CRC/肠道腺瘤/8~10年长期不愈的炎症性肠病病史；（3）本人FOBT阳性。考虑到中国人群CRC发病率自40岁开始上升 ^{[ 33 ]}，指南建议一般风险人群40岁起接受CRC风险评估。评估为中低风险者在50~75岁接受CRC筛查，评估为高风险者接受CRC的筛查年龄应提前至40岁。遗憾的是，囿于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的缺乏，该指南仅列举了散发性CRC的危险因素，汇总了常见的CRC风险评估模型，但未对高风险人群的评估标准做出明确的推荐。

对于筛查的方式及时间间隔，指南未提出明确的单一筛查路径，而是列举了多种方式以供选用：（1）每5~10年进行1次高质量结肠镜检查；（2）每年进行1次FIT检查；（3）每3~5年进行一次乙状结肠镜检查；（4）每5年进行1次结肠CT成像检查；（5）每3年进行1次多靶点粪便FIT-DNA检测。

我国CRC筛查工作起步较早，1970年起，浙江大学在浙江省海宁市、浙江省嘉善县等CRC高发地区率先建立了肿瘤登记系统，开展CRC人群筛查工作，并创立了序贯CRC筛查模式 ^{[ 34 ]}。此后，在我国南北方的城市、农村地区也陆续不同程度地开展了CRC筛查，然而始终以围绕特定研究或项目开展的区域性抽样普查为主，大多规模较小、周期较短。随着国家对肿瘤防治工作的进一步重视，2005年，在中央财政补助地方公共卫生专项资金支持下我国开展了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并将海宁市、嘉善县两地作为示范基地，进一步开展了CRC筛查，结果发现现阶段FOBT对CRC、进展期腺瘤、非进展期腺瘤的检出率已高于优化序贯CRC筛查模式和问卷调查 ^{[ 35 ]}。2012年启动的"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是迄今为止国内覆盖范围最广的肿瘤筛查，至2017年为止覆盖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的38个城市，参与基线调查的40~74岁居民近268万；通过问卷调查及高危人群评估模型发现其中16.25%即42.7万人属于CRC高危人群，但CRC高危人群中仅17.25%接受了进一步的结肠镜检查 ^{[ 36 ]}。有研究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者、有CRC家族史者、既往FOBT阳性者或有息肉病史者更愿意接受结肠镜检查。这反映了我国居民多数防癌意识相对薄弱，参与CRC筛查的积极性偏低，依从性不尽如人意 ^{[ 37 ]}。有研究表明，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个人对CRC的认知不足，个人存在一定心理障碍，肠镜检查所需等待时间过长、准备烦琐、带来诸多不适，对基层医院医疗水平的不信任，以及经济原因等 ^{[ 38 ]}。2019年，由国家消化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牵头，在《中国早期结直肠癌筛查及内镜诊治指南（2014年，北京）》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早期结直肠癌筛查流程专家共识意见（2019，上海）》 ^{[ 39 ]}。该共识意见推荐在50~75岁患者中选用结直肠癌筛查高危因素量化问卷、伺机筛查风险问卷、亚太结直肠癌风险评分3种问卷，结合FIT、粪便DNA检测进行初筛，任一结果为阳性者建议接受结肠镜检查。该策略在我国具有一定应用历史，可能利于提高筛查参与率，浓缩高危人群，适用于我国医疗资源欠丰富地区。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发展与医疗体系的完善，该策略仍需更新的循证医学与卫生经济学证据进一步支持。

我国人口基数庞大，各地区发展不均衡，医疗卫生资源特别是基层医疗卫生资源绝对不足，对早诊早治CRC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内镜科医师更是严重短缺。为了提高我国CRC筛查的覆盖面及筛查效果，需要从3个战略层面上加强，即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由国家顶层设计入手，改善资源供给，全社会多个相关行业共同参与，循序渐进、逐步推广，提高个人的防癌意识，最终达到科学、规范、合理地提高CRC筛查率，降低CRC发病率与死亡率的目的 ^{[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