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全球烟草消费最多的国家。2018年，中国成人烟草调查显示，我国≥15岁人群吸烟率为26.6%，吸烟者超过3亿，约1.835亿吸烟者患有烟草依赖^{[ 2 ]}。2018年吸烟率虽比2010年和2015年分别下降了1.55和1.13个百分点，但仍高于2019年全球≥15岁人群吸烟率(17.5%)。2021年，全球青少年烟草调查(GYTS)显示，我国中学生尝试吸烟率为16.7%，吸烟率为4.7%，其中超过1/4为重度吸烟(在过去30 d中吸烟天数≥20 d)^{[ 3 ]}。2018年，我国≥15岁非现在吸烟人群二手烟暴露比例为68.1%，现在电子烟使用率为0.9%；吸烟者的戒烟率为20.1%，在过去12个月内尝试戒烟的主要原因见 图1 ；吸烟者的复吸率为66.05%，男性(66.59%)高于女性(55.79%)。

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烟草受害国。全球疾病负担(GBD)2019研究显示，1990—2019年，中国吸烟导致的死亡人数从150万增至240万，增幅达57.9%^{[ 4 ]}。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CKB)对461 047名基线时无心脏病、卒中、糖尿病的30~79岁成人中位随访11.2年的数据显示，吸烟对心血管代谢性疾病及共病发生、发展的不同阶段均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状况总体改善。2015—2017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平均每标准人日能量摄入量为2 007.4 kcal，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三大营养素供能充足。

中国居民总能量摄入呈下降趋势，其中，蛋白质摄入量变化不大，而碳水化合物供能比呈明显下降趋势，脂肪供能比呈上升趋势( 图2 )。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显示，我国居民也存在一些不健康的饮食行为。2016—2017年，中国6~17岁儿童青少年含糖饮料经常饮用率(经常饮用是指每日饮用至少1次，或虽非每日饮用但每周饮用5次及以上)为18.9%。2018年，中国≥18岁居民的平均每人每年酒精摄入量较2012年增加0.4 L，饮酒者经常饮酒率(过去1年内曾饮酒的人群中，每周5 d或5 d以上饮酒所占的比例)为19.9%，饮酒者有害饮酒率(男性平均每日纯酒精摄入量≥61 g，女性≥41 g)为8.6%，与2012年相比下降了0.7个百分点。

目前，中国居民普遍表现为身体活动不足的特征和趋势。2017年，仅5.12%的中小学生达到24 h运动指南标准，即中高强度身体活动≥60 min/d、业余屏幕时间≤2 h/d、睡眠时间充足(6~13岁9~11 h，14~17岁8~10 h)。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和体质健康研究(Youth Study)2019年对80 413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39.3%的儿童青少年规律进行≥3次/周肌肉力量锻炼，其中4~6年级、7~9年级、10~12年级分别为43.7%、43.4%、28.1%^{[ 5 ]}。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对4 341名6~17岁儿童青少年的分析结果显示，2004—2015年，中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不足率升高了5.5%，身体活动量减少5.8代谢当量(MET)·h/7 d，平均静态行为时间增加了1.8 h/7 d。

中国慢性病及其营养监测数据(CCDNS)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98个区县的横断面调查显示，2015年中国≥18岁成人经常参加身体活动率为12.5%，较2010年(11.9%)有所提高，但仍处于较低水平。除≥65岁人群外，25~34岁人群经常参加身体活动率最低( 图3 )。2018年我国≥18岁成人业余静态行为时间平均为3.2 h/d，与2013年(3.3 h/d)接近，均明显高于2010年(2.7 h/d)。

对广州生物库队列研究中18 104名中老年人[(61.21±6.85)岁]平均随访8年的数据显示，相对于保持中等强度身体活动水平者，身体活动水平从中、高强度下降到低强度者，全因死亡风险显著升高(HR＝1.47，95%CI：1.11~1.96)。保持高强度身体活动水平(HR＝0.83，95%CI：0.70~0.98)，或者由低变为高者(HR＝0.71，95%CI：0.52~0.97)则表现为死亡风险降低；持续低强度身体活动者的全因死亡风险更高，心血管死亡风险的分析结果相似^{[ 6 ]}。

中国居民的超重和肥胖总体都处于上升趋势。《2015—2017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6岁以下儿童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6.8%和3.6%，6~17岁儿童青少年分别为11.1%和7.9%。2018年中国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CCDRFS)数据显示，中国≥18岁成人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33.3%和14.1%( 表1 )。但居民对肥胖的关注度较低，2018年中国≥18岁居民近1个月体重测量率为59.2%。

中国高血压调查(CHS)对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62个区县22 793名年龄≥35岁参与者的队列研究显示，在平均4.56年的随访(共计104 005.34人年)中，有1 109名参与者发生了至少1次心血管事件。在调整年龄、教育水平、吸烟、饮酒等多种危险因素后，几乎所有肥胖指标均与CVD风险增加有关，其中腰围的人群归因百分比(PAF)较其他肥胖指标更高^{[ 7 ]}。

超重肥胖会增加中青年人的CVD死亡风险。广州生物库队列对2003—2008年招募的19 405名50岁以上的中国人平均随访11.5年的结果显示，调整潜在的混杂因素后，在BMI≥22.5 kg/m²的人群中，BMI每增加5 kg/m²，CVD死亡率增加37%^{[ 8 ]}。基于上海女性健康研究和上海男性健康研究两项人群队列研究，对40~59岁的48 377名女性和35 989名男性的数据进行分析后显示，在BMI≥23 kg/m²的中年人群中，从成年开始到中年，体重每增加5 kg，后来发生CVD相关死亡风险升高20%以上(男性：HR＝1.26，95%CI：1.16~1.38；女性：HR＝1.23，95%CI：1.14~1.33)^{[ 9 ]}。

而一项基于1998—2018年的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对27 026名80岁以上的中国高龄老年人(随访98 487人年)的分析显示，BMI与全因死亡风险、CVD死亡风险、非CVD死亡风险呈反J型趋势，即：随着BMI的增加，死亡风险递减，直到BMI分别达到29.3 kg/m²、26.5 kg/m²和30.6 kg/m²时全因死亡风险、CVD死亡风险、非CVD死亡风险最低。超过这些临界点后，随BMI增加，各种原因的死亡风险保持平稳。和正常体重相比，超重和肥胖的高龄老年人的全因死亡风险和非CVD死亡风险显著降低；而体重不足则与较高的CVD死亡、非CVD死亡和全因死亡风险相关^{[ 10 ]}。

精神心理问题在中国逐年增多，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已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581万人。CVD患者常见的精神心理问题包括心境恶劣、焦虑和(或)抑郁、惊恐发作和谵妄等，两者相互影响，互为因果。

2011—2018年，CHARLS研究对10 722名45岁以上的社区居民在7年的随访中，共发现1 080例心脏病患者，中心性肥胖和抑郁均增加心脏病患病风险。与无抑郁和无中心性肥胖者相比，单纯中心性肥胖者多因素调整后的HR为1.39(95%CI：1.18~1.64)；单纯抑郁者HR为1.44(95%CI：1.18~1.77)；若两者同时存在，HR则升高至1.88(95%CI：1.55~2.30)^{[ 11 ]}。2010—2020年，一项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前瞻性队列研究也显示了抑郁状态与心血管事件风险增高相关，在对7 735名18岁及以上成人平均7.07年的随访中，共确定了215例CVD患者[包括28例急性心肌梗死(AMI)和197例卒中]。在多变量模型中，基线PHQ-9(简单自测抑郁量表-9)评分与CVD、AMI和卒中事件相关：PHQ-9评分每升高1－SD的HR为：CVD 1.14(95%CI：1.03~1.26)，AMI 1.26(95%CI：1.01~1.57)，卒中1.12(95%CI：1.01~1.25)。与无抑郁者相比，轻度或重度抑郁者发生CVD(HR＝1.69，95%CI：1.08~2.64)和AMI(HR＝3.36，95%CI：1.17~10.56)的风险更高^{[ 12 ]}。

1958—2018年，全国范围内的抽样调查表明，高血压患病率呈上升趋势。CHS发现，2012—2015年中国≥18岁居民高血压患病粗率为27.9%，加权率为23.2%，估计我国成人高血压患病人数为2.45亿。血压正常高值检出粗率为39.1%，加权率为41.3%，估计我国有血压正常高值人数为4.35亿。

CHNS研究对12 952名年龄>18岁中国成人前瞻性队列调查显示，高血压年龄标化发病率从1993—1997年的40.8/1 000人年增长至2011—2015年的48.6/1 000人年。CHNS研究结果显示，中国≥18岁成人血压正常高值年龄标化检出率从1991年的30.1%增加到2015年的43.1%，其中在男性和40~59岁人群相对较高。

CHNS研究结果显示，1991—2015年，中国≥18岁人群的收缩压从115.9 mmHg增加到123.6 mmHg，舒张压从74.9 mmHg增加到79.6 mmHg，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不同年龄组和不同性别的收缩压和舒张压水平均显著升高^{[ 13 ]}。

中国历年来进行的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水平研究，见 表2 。

钠摄入过多是引发高血压的一个重要病因。一项于2016—2019年在中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30家医院开展的研究表明，Na/K比值每增加1个单位，血压升高0.46/0.24 mmHg^{[ 14 ]}。

一项纳入23 165名参与者的队列研究显示，一般性肥胖与高血压的关联强度为RR＝3.71(95%CI：3.26~4.22)，腹部肥胖与高血压的关联强度为RR＝3.62(95%CI：3.19~4.12)^{[ 15 ]}。

根据1991—2011年CHNS获得的纵向数据，对12 577名成年人进行分析显示，饮酒会增加中国男性和女性高血压的患病率，且高血压风险随着饮酒频率增加而升高，具体表现为与不饮酒者相比，男性饮酒频率≤2次/周和>2次/周患高血压的风险依次为1.51(95%CI：1.26~1.82)倍和2.13(95%CI：1.77~2.56)倍^{[ 16 ]}。

中国农村高血压控制项目(CRHCP)显示，由乡村医生主导的高血压综合干预模式可显著提高中国农村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控制率。在由受过培训的乡村医生的指导下，18个月时，干预组57.0%的高血压患者血压低于130/80 mmHg，而对照组仅为19.9%。干预组平均血压较基线下降26.3/14.6 mmHg，对照组下降11.8/7.5 mmHg^{[ 17 ]}。

截至2019年，全国管理在册的高血压患者约1.09亿人，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率较2009年增长29.28%，东、中、西部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率差距逐渐减小；高血压被管理人群的血压控制率由2009年的50.88%上升至2019年的67.72%。

中国约4%的儿童血压水平呈持续升高状态，且已达到高血压诊断标准。2012—2015年中国儿童青少年心血管健康调查(CCACH)项目(n＝44 396，6~17岁，样本来自北京、上海、长春、济南、重庆和成都)以及2018—2019年全国6省市调查(n＝16 220，12~17岁，样本来自安徽、河北、黑龙江、北京、江苏、山东)显示，尽管采用中国和美国不同筛查标准时，单个时点高血压患病率有所差异，但经过非同日连续3次血压测量得到的最终高血压患病率比较接近(CCACH研究：3.7% vs. 3.3%；全国6省市调查：8.4% vs. 5.9%)^{[ 18 ]}。

2002年CHNS、2010年中国慢性肾病工作组调查(CNSCKD)、2011年CHNS及201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调查显示，中国≥18岁人群血脂异常的患病率大幅上升。2012—2015年CHS和2014—2019年中国心血管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百万人群(China-PEACE MPP)项目针对≥35岁成人的血脂异常患病率调查结果相近，分别为34.7%和33.8%(上述研究采用的血脂异常定义：存在任一类型的血脂异常，包括TC≥6.22 mmol/L、LDL-C≥4.14 mmol/L、HDL-C<1.04 mmol/L、TG≥2.26 mmol/L)。

2013—2014年第四次CCDRFS项目、2015年中国成人营养与慢性病监测(CANCDS)项目、2014年中国卒中筛查与预防项目(CNSSPP)、2014—2019年China-PEACE MPP项目调查结果均显示，我国成年居民血脂异常的主要类型是低HDL-C血症和高TG血症( 图4 )。

China-PEACE MPP项目采用典型案例抽样设计，选择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95个研究点(包括176个农村县和119个城区)，于2015年9月至2020年8月纳入35~75岁的社区居民3 784 344例，对其中具有LDL-C检测值和早发ASCVD家族史信息的1 059 936名受试者根据2018年《中国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筛查及治疗专家共识》诊断标准进行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筛查，检出率为0.13%(1∶769)^{[ 19 ]}。

按照《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2016年修订版)》10年ASCVD危险评估流程的危险分层定义，China-PEACE MPP调查人群中236 579例(占总人群10.2%)为10年ASCVD高危人群，LDL-C<2.6 mmol/L的达标率为42.9%，未达标者治疗率仅为4.5%；71 785例(占总人群3.2%)为10年ASCVD极高危人群，LDL-C<1.8 mmol/L的达标率为26.6%，治疗率14.1%、LDL-C治疗达标率为44.8%^{[ 19 ]}。

GBD 2019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61%的CVD负担由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ASCVD)所致，LDL-C水平升高(理论最低风险暴露水平为0.7~1.3 mmol/L)是ASCVD的第二大归因危险因素，仅次于血压升高(理论最低风险暴露水平为收缩压110~115 mmHg)。

PURE-China研究(n＝47 262，中位随访11.9年)显示，在可改变的心血管危险因素中，非HDL-C升高对CVD的人群归因分数居第3位，为7.8%，仅次于高血压和教育程度较低；非HDL-C升高对心肌梗死人群归因分数居第2位，为11.0%，仅次于高血压；较之于非HDL-C≤3.2 mmol/L，非HDL-C>4.0 mmol/L的CVD、心肌梗死与卒中的校正风险比分别为1.26、1.42和1.25^{[ 20 ]}。

中国人群糖尿病患病率增长趋势显著。估计目前中国成人糖尿病人数达1.298亿(男性0.704亿，女性0.594亿)( 图5 )。

一项以三级医院为基础的研究，利用国家医院质量监测系统(HQMS)数据库的数据，对我国糖尿病住院患者糖尿病微血管和大血管并发症的患病率进行了评估。研究共纳入92 413例1型糖尿病(T1DM)住院患者和6 094 038例2型糖尿病(T2DM)住院患者，发现T1DM和T2DM患者发生大血管并发症的比例分别从2013年的7.3%和14.5%增加至2017年的13.2%和18.4%；发生微血管并发症的比例分别从2013年的29.9%和19.0%增加至2017年的31.6%和21.0%^{[ 21 ]}。

2013—2018年，对30 693例T2DM住院患者的调查显示，中国T2DM患者冠心病的粗患病率为23.5%，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冠心病年龄标化患病率为13.9%(男性16.0%，女性11.9%)^{[ 22 ]}。

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比较了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与药物洗脱支架置入术对合并慢性肾脏病(CKD)的冠心病患者血运重建治疗的远期效果。研究的主要终点为全因死亡率；次要终点为主要不良心脑血管事件(MACCE)，包括死亡、心肌梗死、卒中和再次血运重建术。2013—2020年共有1 485例合并CKD(eGFR<60 ml·min^-1·1.73 m^-2)的冠心病患者接受了血运重建治疗，其中CABG组533例，药物洗脱支架置入术组952例。经过倾向性评分匹配，两组共得到399对匹配患者。在1年随访时，CABG组的生存率低于药物洗脱支架置入术组(94.2% vs. 98.0%，HR＝3.72，95%CI：1.63~8.49，P<0.01)；而在5年随访时，CABG组的累积生存率高于药物洗脱支架置入术组(68.4% vs. 66.0%，HR＝0.92，95%CI：0.67~1.27，P＝0.602)。在次要终点方面，CABG组未发生心肌梗死(89.1% vs. 81.7%，HR＝0.59，95%CI：0.38~0.92，P＝0.019)、未再次血运重建(86.9% vs. 73.8%，HR＝0.54，95%CI：0.36~0.81，P＝0.003)以及未发生MACCE(58.5% vs. 51.3%，HR＝0.71，95%CI：0.55~0.91，P＝0.030)的比例均高于药物洗脱支架置入组^{[ 23 ]}。

一项回顾性研究纳入了2014年11月至2018年12月CCC-ACS项目中的16 533例合并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的CKD患者(eGFR<60 ml·min^-1·1.73 m^-2)，按出院诊断有无心房颤动(AF)分为两组。1 418例(8.6%)患者住院期间诊断AF，其中654例患者eGFR 45~59 ml·min^-1·1.73 m^-2，764例患者eGFR<45 ml·min^-1·1.73 m^-2。与非AF组相比，AF组院内病死率及MACCE(包括再次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心源性休克、心脏骤停、支架内血栓、卒中)发生率均增高，OR值分别为1.250(95%CI：1.001~1.560，P＝0.049)和1.361(95%CI：1.197~1.547，P<0.001)。此外，eGFR<45 ml·min^-1·1.73 m^-2患者院内病死率和发生MACCE的风险分别是eGFR 45~59 ml·min^-1·1.73 m^-2患者的1.512倍(95%CI：1.303~1.753，P<0.001)和1.435倍(95%CI：1.326~1.554，P<0.001)。该结果提示，AF是影响合并CKD的ACS患者短期预后的危险因素，且eGFR越低，患者的院内病死率和MACCE风险越高^{[ 24 ]}。

2002年及2010—201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采取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分别纳入48 556名及104 098名≥18岁调查对象，依据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CDS)诊断标准，代谢综合征(MS)患病率由2002年的6.6%增加到2012年的15.4%。

对2005—2021年中国≥60岁老年人群MS流行病学调查文献进行Meta分析，共纳入21篇文献，77 190名研究对象。依据CDS诊断标准，中国老年人MS患病率为23.9%(95%CI：21.8%~26.1%)，男性患病率为21.6%(95%CI：19.5%~23.8%)，女性为26.1%(95%CI：23.6%~28.6%)^{[ 25 ]}。

2006—2007年纳入72 986例无CVD病史和MS的研究对象，中位随访8.47年期间，共有26 411例出现MS。调整相关混杂因素后发现随着MS发病年龄的增加，CVD发生风险降低，与无MS者相比，MS发病年龄<45岁、45~54岁、55~64岁和≥65岁，CVD的发生风险(HR)分别为1.84(95%CI：1.31~2.57)、1.67(95%CI：1.42~1.95)、1.36(95%CI：1.18~1.58)和1.28(95%CI：1.10~1.50)^{[ 26 ]}。

《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1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218个城市室外空气质量达标，达标率为64.3%，比2020年上升了3.5%，六种主要大气污染物(PM_2.5、PM₁₀、SO₂、NO₂、CO、O₃)水平均比2020年下降。

一项基于中国250个县2013—2018年的时间序列研究发现，暴露于PM_2.5重污染事件导致CVD死亡风险增加1.09%(95%CI：0.58%~1.60%)^{[ 27 ]}。

中国318个城市2015—2020年空气污染物短期暴露和ACS及其亚型的发病相关性研究发现，PM_2.5、NO₂、SO₂和CO的急性暴露均与ACS及其亚型的发病有关，暴露于PM_2.5[四分位距(IQR)：36.0 μg/m³]、NO₂(IQR：29.0 μg/m³)、SO₂(IQR：9.0 μg/m³)和CO(IQR：0.6 mg/m³)与ACS发病风险分别增加1.32%(95%CI：1.07%~1.57%)，3.89%(95%CI：3.41%~4.37%)，0.67%(95%CI：0.47%~0.86%)和1.55%(95%CI：1.22%~1.88%)相关^{[ 28 ]}。

据估计，2019年中国约有142万例死亡可归因于室外颗粒物污染，约9万例可归因于O₃污染^{[ 29 ]}。

一项关注不同碳减排途径的经济成本和健康效益的研究发现，碳减排可在2030年和2050年分别避免约118 000例和614 000例PM_2.5归因死亡^{[ 30 ]}。我国碳与空气质量污染防治政策对人类健康的收益研究预测2030年全国与PM_2.5和O₃相关的死亡人数预计将分别减少23.52万(95%CI：18.53万~29.28万)和5.34万(95%CI：3.49万~6.75万)^{[ 31 ]}。

中国CVD患病率处于持续上升阶段。推算CVD现患人数3.3亿，其中脑卒中1 300万人，冠心病1 139万人，心力衰竭890万人，肺源性心脏病500万人，心房颤动487万人，风湿性心脏病250万人，先天性心脏病200万人，外周动脉疾病4 530万人，高血压2.45亿人。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CVD死亡率仍居首位，高于肿瘤及其他疾病。农村CVD死亡率从2009年起超过并持续高于城市水平( 图6 )。2020年农村CVD死亡率为336.13/10万，其中心脏病死亡率为171.36/10万，脑血管病死亡率为164.77/10万；城市CVD死亡率为291.04/10万，其中心脏病死亡率为155.86/10万，脑血管病死亡率为135.18/10万城乡居民疾病死亡构成比中，CVD占首位。2020年农村、城市CVD分别占死因的48.00%和45.86%。每5例死亡中就有2例死于CVD。

应用国家死亡率监测系统分析，2005年中国CVD死亡人数为309万，2020年增长至458万。年龄标化死亡率(ASMR)从2005年的286.85/10万下降至2020年的245.39/10万( 图7 )。2020年中国CVD过早死亡率负担较2005年下降了19.27%。2020年，缺血性心脏病(IHD)、出血性卒中和缺血性卒中是中国CVD死亡的三大主要原因。

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1》，2020年中国城市居民冠心病死亡率为126.91/10万，农村为135.88/10万；男性冠心病死亡率在城市、农村均高于女性(129.92/10万 vs. 123.80/10万；140.06/10万 vs. 131.56/10万)。2020年冠心病死亡率继续2012年以来的上升趋势，农村地区上升明显，到2016年已超过城市水平( 图8 )。

2002—2020年AMI死亡率总体呈上升态势( 图9 )。

中国急性心肌梗死注册(CAMI)研究显示，2013—2014年，中国不同级别医院AMI患者的住院病死率差异明显，省、市、县级医院分别为3.1%、5.3%和10.2%^{[ 33 ]}。

一项研究利用CAMI研究数据，评估了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发病12 h后对梗死相关冠状动脉进行晚期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是否有益。结果显示，与药物治疗相比，PCI干预患者的2年MACCE、全因死亡、心肌梗死、卒中和血运重建的发生率显著降低。亚组分析一致表明PCI优于药物治疗。此外，PCI组的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在随访2年后有所增加，而药物治疗组没有明显提高。晚期PCI在中国临床实践中很常见，与单纯药物治疗相比，它与心脏功能和生存率的显著改善有关^{[ 34 ]}。

CCC-ACS研究显示，2015—2019年，ACS患者治疗后院内大出血率从6.3%下降到4.7%。住院期间GPⅡb/Ⅲa抑制剂和非口服抗凝药的使用率逐年减少，出血发生率也随之降低。在逐步调整基线特征和抗栓治疗后，每年降低的出血风险有所减弱，但在调整侵入性治疗后，每年降低的出血风险没有变化。

2021年，大陆地区冠脉介入治疗的注册总病例数为1 164 117例(未包含军队医院病例)，较2020年增长了20.18%。2021年平均支架/药物球囊数为1.48个。2019—2021年，药物涂层球囊的使用占比分别为6.4%、10.9%和15.0%，呈持续提升态势。手术死亡率方面，2021年与2020年持平，为0.38%，从2009年起持续保持较低死亡水平。

一项研究调查了在实施国家注册的质量改进措施多年后，中国各地医院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质量表现的变化情况。该研究分析了2013年1月至2018年12月，中国74家三级医院参与的队列研究中的66 971例单纯CABG患者数据。发现CABG手术住院死亡率从2013年的0.9%下降到2018年的0.6%；CABG术后患者转归在医院间的异质性显著降低；遵循指南建议的循证依据来指导手术过程和二级预防的比例在逐步增加^{[ 35 ]}。

2003—2020年，脑血管病(粗)死亡率整体呈增长趋势( 图10 )。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1》，2020年中国城市居民脑血管病(粗)死亡率为135.18/10万，占城市总死亡人数的21.30%，位列城市居民全死因的第3位；农村居民脑血管病(粗)死亡率为164.77/10万，占农村总死亡人数的23.53%，位列农村居民全死因的第2位。中国居民男性脑血管病(粗)死亡率在城市、农村均高于女性(149.87/10万 vs. 120.02/10万；182.00/10万 vs. 147.00/10万)。

GBD 2019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卒中的年龄标化发病率为200/10万，其中缺血性卒中为144/10万，出血性卒中为44/10万，蛛网膜下腔出血为11/10万。与1990年相比，卒中年龄标化发病率下降了9.0%，其中缺血性卒中增加了35.0%，出血性卒中和蛛网膜下腔出血分别降低了53.0%和39.0%。

基于GBD 2019结果，2019年中国卒中年龄标化患病率为1 468.9/10万，其中缺血性卒中为1 255.9/10万，出血性卒中为214.6/10万，蛛网膜下腔出血为81.4/10万。与1990年相比，卒中年龄标化患病率上升了13.2%，其中缺血性卒中增加了33.5%，出血性卒中和蛛网膜下腔出血分别降低了31.9%和21.9%。

利用中国卒中登记研究Ⅰ(CNSR Ⅰ，2007—2008年)和Ⅲ(CNSR Ⅲ，2015—2018年)的数据，分析急性缺血性卒中发生后3个月、6个月和12个月的复发情况。分别纳入CNSR Ⅰ研究10 952名(男性占61.5%，中位数年龄67岁)和CNSR Ⅲ研究10 348名(男性占68.9%，中位数年龄63岁)患者。结果显示，CNSR Ⅲ 3个月、6个月和12个月的卒中累积复发率分别为6.4%、8.1%和10.1%，显著低于CNSR Ⅰ，分别为12.9%、16.0%和17.7%。调整入院时的年龄、性别和NIHSS评分后，下降趋势保持不变，12个月的标化累积复发率从15.5%(95%CI：14.8%~16.2%)显著下降至12.5%(95%CI：11.9%~13.1%)(P<0.001)^{[ 36 ]}。

GBD 2019结果显示，2019年我国人群卒中年龄标化DALY率为2 412.5/10万，较1990年大幅下降41.6%。年龄标化寿命损失年(YLL)率下降了45.7%，但年龄标化健康寿命损失年(YLD)率上升了15.9%。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上注册系统的资料统计和省级质控中心上报数据，2021年全国心脏起搏器置入99 306例，较2020年增加了15.2%。

无导线起搏器较传统经静脉心脏起搏器可减少导线和囊袋相关并发症。2015年2月10日阜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完成国内首例无导线起搏器置入，2019年12月无导线起搏器在中国上市，目前国内已有10多家中心开展此项技术。

2020—2021年，一项对中国大陆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14 039位居民的分层多阶段抽样研究发现，中国≥18岁居民的房颤患病率为1.6%，其中男性(1.7%)高于女性(1.4%)，农村(1.7%)高于城市(1.6%)，中部地区(2.5%)高于西部地区(1.5%)和东部地区(1.1%)^{[ 37 ]}。

导管射频消融(RFCA)已在中国600余家医院广泛应用。国家心律失常介入质控中心资料显示，2009—2021年，全国RFCA手术量持续迅猛增长，年增长率13.2%~17.5%。2021年心律失常介入治疗直报系统纳入的导管消融患者210 609例，百万人口导管消融治疗量154例。其中房颤RFCA比例逐年增加，2018—2021年房颤RFCA占总RFCA手术的比例分别为31.9%、33.0%、32.2%和46.4%。

2021年心律失常介入治疗直报系统纳入的ICD置入患者为6 547例，较2020年增加36%，每百万人口置入量为4例，其中双腔ICD为2 876例，占44%。

2012年10月至2015年12月，一项研究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对31 499名≥35岁居民通过超声心动图检测，发现1 309人患有瓣膜性心脏病，瓣膜性心脏病的加权患病率为3.8%，据此推测中国约有2 500万例瓣膜性心脏病患者^{[ 38 ]}。风湿性瓣膜病仍是我国瓣膜性心脏病的主要病因，而退行性瓣膜病的患病人数近几年明显增加。我国瓣膜性心脏病患者中，55.1%为风湿性瓣膜病变，21.3%为退行性瓣膜病变，风湿性瓣膜病的占比随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而退行性瓣膜病则呈上升趋势，但风湿性瓣膜病在老年人群中的患病率仍然高于青年人群( 图11 )。

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1》，2020年中国城市居民先心病死亡率为0.61/10万，农村为0.76/10万，农村地区高于城市地区，男女两性差异不明显。

2021年，根据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体外循环分会收集的全国728家开展心脏外科手术医院的数据(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共开展先心病手术71 693例，占所有心脏及主动脉外科手术量的25.8%，占比呈下降趋势，系历年占比最低，这可能与我国每年出生人口数量及出生率的下降、产前诊断和产前筛查的普及相关。<18岁未成年患者的心脏手术量为41 985例，占2021年先心病总数量的58.6%，较2020年下降了1.5%，提示成人先心病矫治手术在我国依然占较高比例，而且逐年增加。

根据国家心血管病质控信息平台数据，2020年中国先心病介入治疗患者共36 528例。2020年先心病介入治疗的患者中，总体医嘱离院率为97.1%，院内病死率为0.5%，非医嘱离院率为0.8%；30 d再入院率为1.1%，与2018年(1.0%)和2019年(1.3%)相比无明显变化。

一项覆盖我国3家大型三级医疗中心的回顾性纵向队列研究于2010—2019年共纳入564例肥厚型心肌病(HCM)患儿，中位随访2.6年。随访期间，共有149例(26.4%)患儿死亡，死亡的主要原因为心力衰竭。5年、10年生存概率分别为71.1%和57.1%，其中有先天性代谢缺陷、在婴儿期诊断为HCM的患儿预后最差，5年估算生存率分别为16.9%和56.0%^{[ 39 ]}。

2022年Nature子刊发表的一篇文章，整合代谢组与蛋白组数据提出干预磷酸戊糖以及氧化还原途径作为HCM潜在的治疗靶点。该研究描述了HCM患者心肌组织和血浆的整体代谢变化，揭示了代谢在HCM中潜在的调节、诊断、预测以及分型作用，为HCM的异质性和发病机制提供了新的见解，这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HCM的分子病理学特征，促进HCM合理治疗手段的发展，并为实现HCM的精准治疗提供了理论基础^{[ 40 ]}。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上注册系统的资料统计和省级质控中心上报数据，2021年国内CRT置入量达5 333例，较2020年增加了37%，百万人口置入量为3.6例。其中CRT-D的置入比例在逐年增长，2021年占比达66%。

截至目前，在中国境内共有36家医院开展了200例左心室辅助装置置入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共批准了4项置入式左心室辅助装置治疗终末期心脏衰竭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的临床试验研究，分别为EVAHEART Ⅰ、CH-VAD、CorHeart6和"火箭心(HeartCon)"。2018年1月至2022年10月，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牵头完成了前三项左心室辅助系统临床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共入组完成17例EVAHEART Ⅰ置入术，25例CH-VAD置入术和50例CorHeart6置入术。

根据中国心脏移植注册系统数据，截至2021年，中国共有66所医疗机构具备心脏移植资质。2015—2021年，中国大陆各移植中心实施并上报心脏移植年手术量依次为279例、368例、446例、490例、679例、557例和738例，7年共完成并上报3 557例。2021年，中国接受心脏移植患者中，非缺血性心肌病占比为75.2%；在儿童心脏移植受者中，非缺血性心肌病占比为80.3%。2021年，中国心脏移植受者院内存活率为91.0%，多器官衰竭和移植心力衰竭占早期死亡原因的40%左右。2015—2021年，全国心脏移植术后1年生存率为85.4%，术后3年生存率为79.9%。其中，成人心脏移植术后1年生存率和3年生存率分别为85.1%和79.5%；儿童心脏移植术后1年和3年生存率分别为89.7%和84.8%。

肿瘤心脏病学在中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重庆市肿瘤医院学者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18年12月11 620例新发恶性肿瘤患者的流行病学特征，合并CVD者4 897人(42.14%)，其中高血压的比例最高(35.24%)。亚组分析显示，不同年龄段患者合并CVD的比例有统计学差异(P<0.001)，其中≥66岁的患者合并CVD的比例最高，约为58.13%；不同治疗方式的患者合并CVD的比例也有统计学差异(P<0.001)，其中单纯放疗、化疗的患者合并CVD的比例相对较高；不同肿瘤分期的患者合并CVD的比例亦存在统计学差异(P<0.001)，其中分期越晚的患者合并CVD的比例越高，合并CVD比例最高的前三位恶性肿瘤分别为结直肠癌(49.06%)、肺癌(48.44%)和食管癌(48.00%)^{[ 47 ]}。

中国心脏康复正逐渐由中心心脏康复向家庭心脏康复延伸，而家庭心脏康复作为新生代事物也面临着挑战，如何监测以保证安全性以及如何设置并调整干预居家心脏康复内容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项单中心、前瞻性、采用评估盲法的随机对照研究于2019年2月至2019年7月共纳入100例房颤射频消融术后患者，随机分配到12周的常规康复组(对照组)或基于应用程序的综合远程居家心脏康复组(干预组)，其中97例患者完成了随访。结果显示，干预组的峰值摄氧量、CVD健康信念量表评分及运动自我效能量表评分增加幅度显著高于对照组。提示远程居家心脏康复对于房颤射频消融患者是必要的，并为传统心脏康复模式提供了一种有前途的替代选择^{[ 48 ]}。

中国医疗机构康复科床位数持续增长。2020年全国医院康复科床位数为246 907张，床位数排名前五位的省份依次是江苏、浙江、河南、山东、广东。

早期康复有助于改善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和脑出血患者的神经功能。缺血性卒中患者在发病后24~48 h或72 h内进行康复，其Fugl-Meyer运动功能量表评分显著高于发病后72~96 h或72 h~7 d内进行康复者^{[ 49 ]}。一项纳入82例脑出血患者的研究显示，与发病后3~4周进行康复训练相比，在发病后2~7 d开始进行早期干预训练更有利于脑出血患者运动功能、神经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改善^{[ 50 ]}。

2021年8月至2022年8月通信作者和主要作者均来自中国大陆地区、以探索心脏和血管解剖、发育与功能/发病机制为对象的高水平基础研究论文共74篇，涉及AMI、心力衰竭、缺血再灌注损伤、心肌病、心脏重构、心律失常、动脉瘤/夹层、动脉粥样硬化及血管重构等方面。其中热点研究包括心脏保护与再生、单细胞测序技术及基因治疗等。

2021年9月1日至2022年8月5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共批准59项医疗器械进入创新医疗器械审评通道，其中26项为心血管类产品，表明心血管领域的创新在我国医疗器械创新领域占主导地位，占比达44.1%。

2021年9月1日至2022年8月5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共批准获得心血管领域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189项，其中130项为国产产品，有4项产品曾进入国家创新医疗器械审评通道。这130项国产产品中，介入类115项，成像类3项，血流测量系统7项，开放手术类2项，AI软件1项，诊断类2个。

2020年，中国医院心脑血管病患者出院总人次数为2 428.83万人次，占同期出院总人次数(包括所有住院病种)的14.68%；其中，心血管病1 289.94万人次，占7.80%，脑血管病1 138.89万人次，占6.89%。

CVD患者出院人次数中，以IHD(798.99万人次，其中心绞痛280.65万人次、AMI 115.01万人次)和脑梗死(761.02万人次)为主，其比重分别为32.90%和31.33%；2020年糖尿病出院人次数为407.39万人次。

1980—2020年，糖尿病出院人次数年均增速为12.60%、脑梗死为11.36%、IHD为10.44%、脑出血为8.65%、高血压为6.35%、高血压性心脏病和肾脏病为5.63%、慢性风湿性心脏病为0.01%；1987—2020年，AMI出院人次数年均增速为10.88%；2018—2020年，心力衰竭出院人次数年均增速为15.28%、心绞痛为7.15%、肺栓塞为5.63%、心律失常为－4.45%、急性风湿热为－7.07%。

2020年心脑血管疾病的住院总费用合计为2 709.01亿元。其中，心血管病的住院总费用为1 652.22亿元，包括IHD 1 169.59亿元，心律失常170.82亿元，心力衰竭144.61亿元，高血压132.60亿元(其中，高血压性心脏病和肾脏病24.96亿元)，肺栓塞18.49亿元，慢性风湿性心脏病15.20亿元，急性风湿热0.91亿元；脑血管病的住院总费用为1 056.79亿元，包括脑梗死747.70亿元，脑出血309.09亿元；另外，糖尿病316.41亿元。

扣除物价因素的影响，自2004年以来，AMI、脑梗死和脑出血住院总费用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24.65%、16.81%和12.79%；自2018年以来，心力衰竭住院总费用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6.14%、心绞痛为6.45%、肺栓塞为5.82%、心律失常为3.52%、IHD为0.10%、高血压性心脏病和肾脏病为－2.12%、糖尿病为－4.34%、急性风湿热为－5.29%、高血压为－12.64%、慢性风湿性心脏病为－16.64%。

低钠盐与卒中的关系研究(SSaSS)卫生经济学评价结果表明，与使用普通食盐组相比，使用代用盐组平均每人多获得0.054个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节约费用111元(代用盐组平均成本为1 538元，普通盐组为1 649元)。代用盐干预组在预防卒中和获得QALY方面占支配地位，以较低成本获得更好的健康结果。敏感性分析表明，代用盐干预组具有成本-效果的概率>99.9%^{[ 51 ]}。

一项以学校和家庭为基础的儿童肥胖预防项目将40所学校的1 641名儿童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接受综合(饮食和身体活动)干预，另一组继续日常活动。该项目12个月的卫生经济学评价结果表明，公共部门的干预费用为每名儿童35.53元，社会部门的干预费用为每名儿童536.95元。从公共部门和社会角度来看，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每多获得一个QALY的增量成本分别为8 888元(相当于1 760英镑或2 502美元)和73 831元(相当于14 620英镑或20 796美元)，无论是采用英国(20 000英镑/QALY)还是美国(50 000美元/QALY)的支付意愿阈值作为成本-效果评价标准，干预组均具有良好的性价比^{[ 52 ]}。

基于老年高血压患者血压干预策略(STEP)试验的数据建立的微观模拟模型，纳入10 000名假定的基线收缩压高于140 mmHg的60~80岁中国成年人样本，比较强化血压治疗与标准血压治疗的终生健康益处和医疗成本。强化治疗组患者的平均QALY将比标准治疗组患者多出0.16，每增加一个QALY，成本将增加12 614元人民币。概率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强化血压治疗方案具有成本-效果^{[ 53 ]}。

一项基于随机对照试验的卫生经济学评价研究，采用IQVIA核心糖尿病模型(9.0版)评估了结构化教育在中国大陆2型糖尿病患者中的长期(50年)成本-效果。与常规教育相比，结构化教育患者的预期寿命和QALY均有所增加，累积并发症发生率更低，节省的直接医疗费用更多。敏感性分析表明，结构化教育具有成本-效果的概率为100%。结构化教育被认为是治疗2型糖尿病患者的一种极具成本-效果的选择，有望改善临床结果并降低成本^{[ 54 ]}。

一项基于中国一个样本城市的医疗保险报销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PM_2.5每减少10 μg/m³，患者平均医疗费用将减少1 699元，普通工作和生活时间的损失将减少1.24 d。假设全市PM_2.5年浓度降至国家标准35 μg/m³，将带来超过12.8亿元人民币的健康效益，占该市每年环境保护投资的18%^{[ 55 ]}。

中国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延迟血管内治疗(EVT)的卫生经济学评价研究显示，与进行EVT的其他时间窗相比，卒中发作后61~120 min进行EVT最具有成本-效果。与301~360 min时间窗相比，61~120 min进行EVT的增量成本-效果比(ICER)为16 409元/QALY(2 376美元)。EVT每延迟1小时会平均损失0.45个QALY和165.02健康天数，平均净经济损失为15 105元(287美元)。中国急性缺血性卒中EVT患者的早期治疗具有很好的成本-效果^{[ 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