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2月19日，经过一年多的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宣告正式成立。中医研究院初建阶段的基本任务是："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文化遗产，丰富现代医学科学，团结和提高中西医，……贯彻西医学习中医，通过学习，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有计划、有步骤、有系统地对中医中药知识和临床经验进行研究和整理；搜集并整理中医药的文献；同时培养医学院校讲授中医课程的师资。"(中国中医科学院内部档案．中医研究院1956年度总结及院情况简介.1956：分类号10，案卷号1.)

中医研究院为了完成基本任务，首先需要充实人才队伍。于是，由卫生部组织，从京外各地征调32名顶级名医、专家来到中医研究院，加上之前合并筹建单位的名家，1954—1956年间，大师云集，名医汇聚。他们在这里施展才华，艰苦创业，拓展创新，成为中医研究院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1955年1月以后，为了加强中医研究院的人才建设，充实名医专家队伍，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由卫生部组织，中医研究院筹备处具体运作，陆续从京外9省市聘请了32名具有真才实学、有丰富临床经验和较高理论水平的名老中医，来中医研究院担负临床、研究和教学工作。包括四川省9人：王文鼎、王朴诚、王伯岳、叶心清、冉雪峰、杜自明、沈仲圭、周济民、蒲辅周；上海市7人：丁伯玉、朱仁康、何时希、余无言、陈苏生、姚和清、唐亮臣；江苏省5人：时逸人、金昭文、耿鉴庭、钱伯煊、葛云彬；湖南省3人：刘志明、郑守谦、徐季含；湖北省3人：孙惠卿、杨树千、黄坚白；浙江省2人：韦文贵、谢仲墨；陕西省1人：黄竹斋；江西省1人：赵惕蒙；云南省1人：祝谌予。

在征集全国中医精英的同时，中医研究院还充分考虑到中医不同学科的建设问题，所征聘的人才基本涵盖了中医临床、教学和科研的诸多领域，初步形成了多种学科门类的人才队伍雏形。例如：

在内科领域，汇聚了擅治温病时疫的蒲辅周、时逸人、刘志明；专攻脾胃病的徐季含、步玉如；研究肝病的陈慎吾、李振三、赵惕蒙、黄坚白。其他如萧龙友、于道济、赵锡武、孙振寰、冉雪峰、王文鼎、余无言、沈仲圭、黄竹斋、岳美中、王易门等，都是各地德高望重的名医。

在外科方面，段馥亭自成一家；皮外科朱仁康，骨伤科杜自明、葛云彬，痔瘘科周济民等，各自身怀独门绝技。

针灸高手有郑毓琳、高凤桐、叶心清、孙振寰、黄竹斋、孙惠卿；推拿按摩请来了丁伯玉、卢英华等。

儿科专家有王朴诚、王伯岳、王易门、赵心波、金昭文。

妇科名医有钱伯煊、郑守谦。

五官科聘请了来自喉科世家的耿鉴庭；眼科则选调了姚和清、唐亮臣、韦文贵。

在中药研究领域，赵燏黄、朱颜不负众望。

医史文献研究方面，陈邦贤、谢仲墨、何时希均颇有建树。

对图书馆建设，龙伯坚、耿鉴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中医教育方面，杨树千等人有丰富的办学经验。

汇聚精英，开创大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1次在全国范围内为中医研究机构大规模调集人才，加上原接收单位的一批著名临床、科研大师，初步构建起中医研究院不同专业、多种门类的领军人才队伍( 图1 ， 图2 ， 图3 )，使中医研究院从建院初期起点就非常高。这些名医、大家，无论是通过本地接收，还是从京外征召而来，大多文医兼通，个个身怀绝技，有的长于临床，具有丰富的临证经验；有的擅长科研，具有丰厚的医药、文化底蕴。他们面对西医的冲击，克服重重困难，屡次建立奇功。在他们的影响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逐渐将中医研究院建设成为中医药研究中心，引领全国中医事业的发展。

在中医研究院建院不久，以蒲辅周、赵心波、王朴诚等为代表的名老中医在诊治疫病等方面初建奇功，充分展示了中医中药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优势和特长。

1956年，北京地区流行乙型脑炎，严重威胁着患者的生命安全。最初，许多医生仿效1954年石家庄治疗乙脑的经验，使用白虎汤等方治疗，但疗效欠佳。在中西医多方医治无效、患者病势加重、染病人数剧增、疫情迅速蔓延的紧要关头，卫生部采取紧急措施，组织中西医专家组成乙脑医疗工作组，其中有中医研究院的蒲辅周、赵心波等10多位经验丰富的中医师。他们在北京市传染病院和儿童医院投入抗疫一线，亲自抢救危重乙脑病人( 图4 )。

经仔细研究，蒲辅周提出了与1954年石家庄采用的"清热、解毒、养阴"疗法不同的通阳利湿之法，改投宣解湿热和芳香透窍的药物，以杏仁滑石汤、三仁汤、三石汤等方剂化裁，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使许多垂危患儿转危为安，迅速遏制了疫病的蔓延。

1956年9月4日，《健康报》头版以《运用中医治疗温病原则治乙型脑炎——北京市不少危重脑炎病人转危为安》为题，报道了中医中药救治乙脑的成果。蒲辅周等名医在此次抗击疫病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作用，以中医辨证治疗温病的方法建立奇功，一时在全国传为佳话，对中医地位的巩固意义重大，为中医的发展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1954年，毛泽东对中医工作做出批示：首先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要抽调100～200名医科大学或医学院校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习他们的临床经验 ^{[ 2 ]}。因此，在中医研究院成立的当天，首届"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俗称"西学中班")同时开学( 图5 )。

首届西学中班由附属医院院长苏厚润兼班主任，王慈吾任班主任；曲严敏任教研室主任，杨树千、祝谌予任教研室副主任。主要由杨树千和曲严敏负责日常事务和教学管理工作，故杨、曲二位也是当时与学员接触最多的教师。第1期西学中班招收学员84名。学习期限为两年半，既有系统的中医课程学习，又设置了半年时间的临床实习。

西学中班的理论学习先后开设16门课程( 表1 )。这些课程的设置，初步形成了中医院校式教育的基本模式，奠定了中医教育的基础。

西学中班教研室副主任杨树千来自武汉市中医进修学校，为该校副校长。他长期从事中医医疗和教育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既有系统的中医理论知识，又有丰厚的古文学底蕴，学术上重视后世时方学说，擅长讲授中医课程，有很强的分析归纳能力。曾编写过伤寒、金匮、温病、诊断和本草方面的教学讲义。除了负责西学中班的教务管理，还同时承担本草、方剂和中医内科3门课程的讲授任务。他热心向学员传授知识，经常辅导学生，与他们互动交流，深受学员敬重。

教研室副主任祝谌予为京城名医施今墨的开门弟子，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曾在云南昆明公路总局从事医务工作。1956年，经施今墨推荐，周恩来总理审批，调中医研究院工作，担任西学中班教研室副主任并主讲《伤寒论》。尽管祝谌予来得稍晚，但正因为有在西学中班任教的经验，1971年被借调到中国医学科学院，专门主持西学中班的教学工作，连续主办了10期西学中班，培养学员500余名，其中就有后来的卫生部长陈敏章。

中医研究院创办的首届西学中班，也是第1个全国性的西学中班，对全国有试点和示范作用( 图6 )。这次办班成功，带动了全国西学中工作的开展，揭开了西医系统学习中医的序幕。从1956年起，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成都、广州、杭州、南京、南昌、沈阳、银川等地都举办了多种形式的西学中班，并于1959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前后持续近十年之久。例如：中医研究院首届西学中班的班主任、西苑医院首任院长苏厚润，1959年调到宁夏自治区工作后，又在银川创办西学中班，开创了宁夏的中医教育及中西医结合事业。

通过西医广泛参与学习中医理论和临床技术，从根本上扭转了近百年来西医对中医的歧视与偏见，改变了中西医之间互不团结的风气。在西学中的教学过程中，整理了中医的学术经验，传承了中医理论知识与临床技术，并由此探索出制度化的人才培育模式，造就了一批高级中医人才。正是在西医学习中医的基础上，中国才逐渐形成了中医、西医、中西结合并行的医疗格局。

到1958年，由于一批名医大师年事偏高，一些知名老中医相继去世，他们的学术思想、临证经验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一批独门绝技濒临失传。为了弥补这方面的损失，1958年2月7日，卫生部发出《关于继承老年中医学术经验的紧急通知》，要求卫生行政部门立即着手调查研究各地有丰富经验或对某一种疾病有独特疗效的老年中医的实际情况，在自愿的基础上动员一批优秀中青年中医、西医，拜名老中医为师，务求将老师的知识与经验继承下来。这是1949年以后第1次全国范围的师带徒实践活动。

在此背景下，中医研究院带头组织实施师带徒计划，从院内确定31位名医、专家，让他们潜心传帮带教。其中内科10人，外科3人，妇科2人，儿科2人，针灸7人，骨科2人，推拿1人，眼科3人，医史1人( 图7 ， 图8 )；先后遴选104名徒弟，分别拜名老中医为师，举行了隆重的拜师仪式，并为他们制订了"继承老中医学术经验的实施计划" ( 表2 )。

在这批名师培养出来的徒弟中，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名字，如施奠邦、吕维柏、周蔼祥、陈可冀、郭士魁、郭玉英、庄国康、余桂清、尚古愚、李志明、田从豁、李传杰、刘猷枋、李祖谟、段胜如、韦玉英、李经纬、蔡景峰等。

首次全国范围的青年才俊拜名师活动，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传统模式中医教育的一次成功实践，有效地继承和发扬了祖国医学的精华，锻炼、培养了中医的高级精专人才，挽救了一批濒危失传的医疗技艺，在西方院校式医学教育模式的冲击下，为坚守中医传统传承模式探索出了一条有效可行的道路，使一批中医人才脱颖而出，迅速成长为中医研究院乃至全国中医事业的栋梁之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中医研究院聚集了一批声名显赫的全国名医，对当时的友好国家人士也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 图9 )。一些外国友人折服于中医中药的安全可靠与卓越疗效，纷纷前来治病、学习，或开展互访交流，使中医研究院在建院不久就具备代表中国形象的实力，成为国家外交窗口之一，富有成效地开展外宾门诊、出国医疗、对外培训和接待来访工作，由此使中医率先走出国门，逐渐向国际友邦传播。例如：1959年11月，朱仁康、李世忠一行受卫生部指派赴朝鲜为金日成首相治病。1962年，卫生部派遣岳美中为印尼总统苏加诺进行诊疗。1963年1月，锡兰总理来访，孙振寰参与为锡兰总理夫人班达拉奈克针灸治疗。1963年5月，广安门医院派遣孙振寰、韦文贵等参加卫生部组织的医疗组赴越南，为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执行医疗保健任务等( 图10 )。

综上所述，中医研究院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与关怀下孕育诞生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之际，动用政府行政手段，整合全国中医人力、物力资源，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建中医研究院，有组织、大规模地整理、研究、实践和传承中国原创医学知识，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医疗保健服务，这是前所未有的开拓性创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自此，中医事业的发展掀开新的一页，步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一批来自京内外的名医、专家汇聚于中医研究院，开拓了中医临床、教学和研究的事业，奠定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发展的坚实基础。